附录二：关于“全真教”
道教开始于汉代的“太平道”与“五斗米道”。先秦的道家是哲学上的学派，到了汉代才成为宗教。六朝时有“干君道”（即太平道）、“天师道”（即五斗米道）、“帛家道”等。宋金以后，炼养派分南宗、北宗；符箓科教派分为“龙虎”（即天师道，又称正一教）、閤皂、茅山三宗。
道教炼养派注重修仙长生之术，所炼的丹分为外丹、内丹。外丹是黄白术，末流演变为点金术，成为化学的前身，中外相同。内丹是炼气，化为内功与内家拳术，以及医学上针灸、经脉与穴道的研究，末流演变为房中术。
道教末流所吹嘘的本事，是世俗人生的理想，既能财富无穷、长生不老、性机能特强，又能召仙降妖、招魂捉鬼，所以掌握了世俗最高权力的帝王也大感兴趣。北宋之末，徽宗皇帝对道教尤其着迷，命道教的领导人册封他为“教主道君皇帝”。
金兵占领中国北方后，北方百姓流离失所，惨受欺压，陕西、山东、河北一带兴起了三个新的道教教派，称为“全真教”、“大道教”、“太一教”，结纳平民，隐然和异族的统治者对抗，其中尤以全真教声势最盛。
全真教不尚符箓烧炼，而以苦己利人为宗，所以大得百姓的尊敬。全真教属于道教中的北宗。元朝虞集《道园学古录》一书中说：“昔者汴宋之将亡，而道士家之说，诡幻益盛，乃有豪杰之士，佯狂玩世，志之所存，则求返其真而已，谓之全真。士有识变乱之机者，往往从之，门户颇宽弘，杂出乎期间者不可胜纪。而涧饮谷食，耐辛苦寒暑，坚忍人之所不能堪，力行人之所不能守，以自致于道，亦颇有所述于世。”
王重阳
全真教的教祖是王喆。（这“喆”字也有写作三个“吉”字重叠的，两个字的声音意义都和“哲”字相同。）关于他的生平，终南山重阳宫有一大碑，上刻刘祖谦所撰的《重阳仙迹记》，其中说：“师咸阳人，姓王氏，名喆，字知明，重阳其号。美须髯，目长于口，形质魁伟，任气好侠，少读书，系学籍，又隶名武选。天眷初，以财雄乡里……后于南时村掘地为隧，封高数尺，榜曰：‘活死人墓’。……大定丁亥夏，焚其居，人争赴救，师婆婆舞于火边，且作歌以见意。诂旦东迈，遥达宁海，首会马钰于怡老亭。马亦儒流中豪杰者，与其家人孙氏俱执弟子礼。又得谭处端、刘处玄、丘处机、王处一、郝大通等七人，号马曰丹阳、谭曰长真、刘曰长生、丘曰长春、王曰玉阳、郝曰广宁、孙曰清净散人……若其出神入梦、掷伞投冠、腾凌灭没之事，皆其权智，非师之本教，学者期闻大道，无溺于方技可矣。”
金密国公金源铸撰有《全真教祖碑》，其中说：“先生美须髯，大目，身长六尺余寸，气豪言辩，以此得众。家业丰厚，以粟贷贫人……有谭玉者，患大风疾垂死，乞为弟子，先生以涤面余水赐之，盥竟，眉发俨然如旧，顿亲道气萧洒，训名处端，号长真子。又有登州栖霞县丘哥者，幼亡父母，未尝读书，来礼，先生使掌文翰，自后日记千余言，亦善吟咏，训名处机，号长春子者是也。后愿礼师者云集，先生诮骂捶楚以磨炼之，往往散去，得先生道者，马谭丘而已。八年三月，凿洞昆仑山，于岭上采石为用，不意有巨石飞落，人皆悚栗，先生振威大喝，其石屹然而止。山间樵苏者欢呼作礼，远近服其神变。又或餐瓦石，或现二首坐庵中。……九年己丑四月，宁海周伯通者，邀先生住庵，榜曰金莲堂，夜有神光照耀如昼，人以为火灾，近之，见先生行光明中。……至登州，游蓬莱阁下观海，忽发飓风，人见先生随风吹入海中，惊讶间，有顷复跃出，惟遗失簪冠而已，移时，却见逐水波泛泛而出。或言先生目秀者，即示以病眸；或夸先生无漏者，即于州衙前登溷。凡为变异，人不可测者，皆此类也。……于宁海途中，先生掷油伞于空，伞乘风而起，至查山王处一庵，其伞始堕，至掷处已二百余里也。……与众别曰：‘我将归矣！’众乞留颂。先生曰：‘我于长安栾村吕道人庵壁上书矣。’枕左肱而逝。众皆号恸。先生复起曰：‘何哭乎？’于是呼马公附身密语。……铭之曰：咸阳之属，曰大魏村，山川温丽，实生异人。幼之发秀，长而不群，工乎谈笑，妙于斯文。又善骑射，健勇绝伦。以文非时，复意于武，勘定祸乱，志欲斯举。文武二进，天不我与……”
碑文中叙述王重阳许多稀奇古怪的事迹，自然不可尽信，喝斥飞岩、口嚼瓦石、堕海不溺、掷伞飞行等等，或许是他显示一些武功，而传闻者加以夸大。人家说他内功深厚，不必大小便，他即刻在官府衙门前大小便，作风十分幽默。
清末广东东莞陈友珊著有《长春道教源流》八卷，考证王重阳曾起兵与金兵相抗，其中说：“王重阳，有宋之忠义也……据此则重阳不惟忠愤，且实曾纠众与金兵抗矣。金时碑记，有所忌惮，不敢显言。”
全真七子
全真七子都名显当世，他们的事迹在碑文或书籍记载中流传下来。碑文和书籍都很多，重要的书籍有《历世真仙体道通鉴》、《七真年谱》、《终南山祖庭仙真内传》、《甘水仙源录》、《金莲正宗记》、《金莲正宗仙源像传》等。
元王利用《无为真人马宗师道行碑》：“马师钰，字玄宝，号丹阳子……山东宁海州人……中元后，重阳祖师造其席，与之瓜，即从蒂而食，询其故，曰：‘甘从苦中来。’问：‘奚自？’曰：‘终南。不远三千里，特来扶醉人。’……遂心服而师事之。祖师感化非一，师悟……头分三髻，三髻者，三‘吉’字，祖师讳也。十四年秋，与三道友言志于秦渡镇，师曰：‘斗贫。’谭曰：‘斗是。’刘曰：‘斗志。’丘曰：‘斗闲。’师曰：‘夫道以无心为体，忘言为用，柔弱为本，清净为基。节饮食，绝思虑，静坐以调息，安寝以养气。心不驰则性定，形不劳则精至，神不扰则丹结，然后灭情于虚，宁神于极，不出户庭而妙道得矣。’”
金密国公金源铸《谭真人仙迹碑铭》：“谭公处端，字通正，号长真子，初名玉，宁海州人，其父即鏐镣之工，每以己生资济贫窘……往执弟子礼，重阳使宿庵中。时严冬飞雪，借海藻而寐，重阳展足令抱之，少顷，汗流被体，如罩身炊甑中，拂晓以盥余水使涤面，月余，疾顿愈，由是推心敬事。”王重阳伸脚令谭处端抱住，谭感全身发热，当是王重阳以内功为他治病，盥余水中可能含有药物，涤面月余而大麻疯病痊愈，这说法自比《全真教祖碑》中简单的叙述更能入信。
金秦志安《长生真人刘宗师道行碑》：“刘先生处玄，字通妙，号长生子，东莱之武官庄人……承安丁已，章宗召问至道之要。先生对曰：‘寡嗜欲则身安，薄赋敛则国泰。’”
《元史·丘处机传》：“丘处机，登州栖霞人，自号长春子……金宋之季，俱遣使来召，不赴。岁己卯，太祖自乃蛮命近臣彻伯尔刘仲禄持诏求之……处机乃与弟子十有八人同往见焉……经数十国，历地万有余里……既见，太祖大悦，赐食，设庐帐甚饬。太祖时方西征，日事攻战。处机每言：‘欲一天下者，必在乎不嗜杀人。’及问为治之方，则以敬天爱民为本。问长生久视之道，则告以清心寡欲为要。太祖深契其言，曰：‘天赐仙翁，以悟朕志。’命左右书之，且以训诸子焉。于是锡之虎符，副以玺书，不斥其名，惟曰‘神仙’……时国兵践蹂中原，河南北尤盛，民罹俘戮，无所逃命。处机还燕，使其徒持牒招求于战伐之余，于是为人奴者得复为良，与滨死而得更生者，毋虑二三万人，中州人至今称道之。”
元姚燧《王宗师道行碑铭》：“玉阳体玄广度真人王处一，宁海东牟人……尝俯大壑，一足跂立，观者目瞬毛竖，舌挢然不能下，称为‘铁脚仙’。洞居九年，制炼形魄。长春颂以诗，有‘九夏迎阳立，三冬抱雪眠’语。出游齐鲁间，大肆其术，度人逐鬼、踣盗碎石……或以为善幻诬民，因召饮可鸩。真人出门，戒其徒先凿池灌水，挠而浊之，往则持杯尽饮，曰：‘吾贫人也，未尝从人丐取。今幸见招，愿丐余杯，以尽君欢。’与之，又尽饮，归，解衣浴池中，有顷，池木沸涸，以故不死。……或谗其善幻，世宗试而鸩之，见不可杀，悔怒，逐谗者。”
元徐琰《郝宗师道德碑》：“郝师大通，字太古，号广宁子，宁海人……研精于易，因通阴阳律历之术，性不乐仕进，慕司马季主、严君平之为人，以卜筮自晦……乃弃家礼重阳于烟霞洞，求为弟子，重阳……解纳衣，去其袖而与之，曰：‘勿患无袖，汝当自成’，盖传法之意也。”《续文献通考》：“广宁坐赵州桥下，儿童戏累石为塔于其顶，嘱以勿坏，头竟不侧，河水溢，不动，亦不伤。”
据《续文献通考》及《登州府志》：“孙仙姑不二，号清净散人，宁海县忠显幼女……父以配马丹阳，生三子。丹阳既弃家从道，重阳祖师画骷髅劝化之，又画天堂一轴示之。姑弃三子诣金莲堂祈度。重阳赠以诗，改今名，遂授以道要。”
《长春真人西游记》
丘处机远赴西域去见成吉思汗的事迹，随行弟子李志常著有《长春真人西游记》（有王国维校注本）一书，详述经过及旅途见闻。
《长春真人西游记》载有丘处机旅途中的一首长诗：“金山东畔阴山西，千岩万壑攒深溪。溪边乱石当道卧，古今不许道轮蹄。前年军兴二太子（即察合台），修道架桥彻溪水。今年吾道欲西行，车马喧阗复经此。银山铁壁千万重，争头竞角夸清雄。日出下观沧海近，月明上与天河通。参天松如笔管直，森森动有百余尺。万株相倚郁苍苍，一鸟不鸣空寂寂，羊肠孟门压太行，比斯大略犹寻常。双车上下苦敦颠，百骑前后多惊惶。天池海在山头上，百里镜空含万象。县车束马西下山，四十八桥低万丈。河南海北山无穷，千变万化规模同。未若兹山太奇绝，磊落峭拔加神功。我来时当八九月，半山已上皆为雪。山前草木晓如春，山后衣衾冷如铁。”
丘处机、李志常一行，在西行途中见到成吉思汗攻破花剌子模诸城后屠戮之惨，《长春真人西游记》中有云：“方算端（即苏丹，回教国王）之未败也，城中常十余万户，国破而来，存者四之一。”
近代史家新会陈垣先生著《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对全真教甚为推重，书中说：“自永嘉以来，河北沦于左衽者屡矣，然卒能用夏变夷，远而必复，中国疆土乃愈拓而愈广，人民愈生而愈众，何哉？此固先民千百年之心力艰苦培植而成，非幸致也。三教祖之所为，亦先民表现之一端耳。”后记中又说：“……觉此所谓道家者类皆抗节不仕之遗民，岂可以其为道教而忽之也……诸人所以值得表扬者，不仅消极方面有不甘事敌之操，其积极方面复有济人利物之行，固与明季遗民之逃禅者异曲同工也。”
据陈垣先生考证，全真教历任掌教，自王喆以后，依次为马钰、谭处端、刘处玄、丘处机、尹志平、李志常、张志敬、王志坦、祁志诚、张志仙、苗道一、孙德彧、蓝道元、孙履道、苗道一（二次接任）、完颜德明。其中谭处端曾任教主，尹志平寿至八十三岁，《射雕》、《神雕》两书中写其早死，并非根据史实。尹志平号称“清和真人”，乃有道之士，《神雕》一书中将他写得不堪，有诬先贤，新修本中另改姓氏，音同字不同，已非清和真人矣。
全真七子和以后历任教祖未必都会武功，他们炼气修习内功，主要是健身却病之术。
在《神雕侠侣》书中出现的耶律楚材，是成吉思汗的近臣（“蒙古”两字的汉译，据说是耶律楚材所创），当丘处机会见成吉思汗时，耶律楚材和他时相往来，作诗唱和。但耶律楚材信奉佛教，对于丘处机得到成吉思汗的优待（命丘处机通管天下僧尼，豁免道士赋税差役，但僧人不能豁免）十分不满，在他所著的《西游录》中对丘处机大肆攻击。今人姚从吾先生著有《耶律楚材西游录足本校注》专文，详加分析，认为耶律楚材的攻击主要从宗教的偏见出发，不能成立。耶律楚材的儿子耶律铸，亦为蒙古贵官，耶律齐、耶律燕二人则为作者虚构，未必真有其人。
《列仙全传》
《列仙全传》是明朝万历年间刊行的一部有文有图的道家传说故事书。
中国的神仙传记，以题名汉刘向撰的二卷《列仙传》为最早，陶弘景、葛洪、孙夷中、杜光庭、沈汾等相继有所编撰。最大部头的是北宋初年乐史所撰的《总仙记》，共一百三十卷，相信传说中的全部仙人都已包括在内，但已失传。《列仙全传》九卷，叙述了五百八十一位仙人的故事，起自老子、木公、西王母，一直叙至明朝成化、弘治年间。其中许多并不是仙人，只是会幻术或得到皇帝封号的道士。在现存的这类书籍中，这是内容最丰富的了。
这书号称是王世贞编辑，又有李攀龙序，但多半是刊行此书的汪云鹏所伪托。汪云鹏是徽州“玩虎轩”书铺的主人，曾刊行许多附有精美插图的书籍和戏曲本子。“射雕”第四集中所附王喆、马钰、谭处端、丘处机、郝大通、王处一等六人的图像都出于此书。《列仙全传》中也有刘处玄与孙不二两人的故事，但没有图。
六幅图中所绘全真教六位领袖的故事，都强调神怪法力。
图中王重阳手中提铁罐，因他曾提铁罐乞食。他有许多特立异行，常人以为他是疯子，叫他“王害风”，风同疯，即称他为“王疯子”。马钰逝世那一天，对门人说：“今日当有非常之喜。”不久听得空中有音乐声，仰见仙姑乘云而过，仙童玉女，拥导前后，对马钰说：“我们先去蓬岛等你。”当夜马钰在大风雷中去世。谭处端在高唐县写了“龟蛇”二字送给茶馆主人吴六，吴挂在茶馆里，后来邻舍失火，延烧甚广，只有吴六的茶馆不遭波及。延祥馆中有枯槐一株，丘处机以杖绕而击之，喝道：“槐树复生！”槐树至今荣茂。郝大通图中所绘是他在赵州桥边头顶砖石小塔的故事。王处一图中所绘是王重阳飞伞二百里而传书的故事。
黄裳
《射雕英雄传》中所说的黄裳真有其人。近人陈国符先生《道藏源流考》中考证宋徽宗访求天下道教遗书刻板的经过颇详。徽宗于政和三年下诏天下访求道教仙经，所获甚众。政和五年设经局，敕道士校定，送福州闽县，由郡守黄裳役工镂板。所刊道藏称为《政和万寿道藏》，共五百四十函，五千四百八十一卷。
黄裳，字晟仲，人称演山先生，福建延平人，高宗建炎三年卒，年八十七。《演山先生神道碑》中说他：“颇从事于延年养生之术。博览道家之书，往往深解，而参诸日用。”
黄裳刊印道藏的名气很响，后来明教刊印经书，也借用他的名字。陆游《渭南文集卷五·条对状》：“明教伪经妖像，至于刻版流布。假借政和中道官程若清为校勘、福州知州黄裳为监雕。”
至于黄裳根据道藏而撰《九阴真经》，自是武侠小说家的凭空撰述了。
后记
《射雕英雄传》作于一九五七年到一九五九年，在《香港商报》连载。回想十多年前《香港商报》副刊编辑李沙威兄对这篇小说的爱护和鼓励的殷殷情意，而他今日已不在人世，不能让我将这修订本的第一册书亲手送给他，再想到他那亲切的笑容和微带口吃的谈吐，心头甚感辛酸。
《射雕》中的人物个性单纯，郭靖诚朴厚重、黄蓉机智灵巧，读者容易印象深刻。这是中国传统小说和戏剧的特征，但不免缺乏人物内心世界的复杂性。大概由于人物性格单纯而情节热闹，所以《射雕》比较得到欢迎，很早就拍粤语电影，在泰国上演潮州剧的连台本戏，在中国内地和香港、台湾拍过多次电视片集和电影；他人冒名演衍的小说如《江南七侠》、《九指神丐》等等种类也颇不少。但我自己，却觉得我后期的某几部小说似乎写得比《射雕》有了些进步。
写《射雕》时，我正在长城电影公司做编剧和导演，这段时期中所读的书主要是西洋的戏剧和戏剧理论，所以小说中有些情节的处理，不知不觉间是戏剧体的，尤其是牛家村密室疗伤那一大段，完全是舞台剧的场面和人物调度。这个事实经刘绍铭兄提出，我自己才觉察到，写作之时却完全不是有意的。当时只想，这种方法小说里似乎没有人用过，却没想到戏剧中不知已有多少人用过了。
修订时曾作了不少改动。删去了初版中一些与故事或人物并无必要联系的情节，如小红鸟、蛙蛤大战、铁掌帮行凶等等，除去了秦南琴这个人物，将她与穆念慈合而为一。也加上一些新的情节，如开场时张十五说书、曲灵风盗画、黄蓉迫人抬轿与长岭遇雨、黄裳撰作《九阴真经》的经过等等。我国传统小说发源于说书，以说书作为引子，以示不忘本源之意。
成吉思汗的事迹，主要取材于一部非常奇怪的书。这部书本来面目的怪异，远胜《九阴真经》，书名《忙豁仑纽察脱必赤颜》，一共九个汉字。全书共十二卷，正集十卷，续集二卷。十二卷中，从头至尾完全是这些叽哩咕噜的汉字，你与我每个字都识得，但一句也读不懂，当真是“有字天书”。这部书全世界有许许多多学者穷毕生之力钻研攻读，发表了无数论文、专书、音释，出版了专为这部书而编的字典，每个汉字怪文的词语，都可在字典中查到原义。任何一个研究过去八百年中世界史的学者，非读此书不可。
原来此书是以汉字写蒙古话，写成于一二四○年七月。“忙豁仑”就是“蒙古”，“纽察”在蒙古话中是“秘密”，“脱必赤颜”是“总籍”，九个汉字联在一起，就是《蒙古秘史》。此书最初极可能就是用汉文注音直接写的，因为那时蒙古人还没有文字。这部书是蒙古皇室的秘密典籍，绝不外传，保存在元朝皇宫之中。元朝亡后，给明朝的皇帝得了去，于明洪武十五年译成汉文，将叽哩咕噜的汉字注音怪文译为有意义的汉文，书名《元朝秘史》，译者不明，极可能是当时在明朝任翰林的两个外国人，翰林院侍讲火原洁、修撰马懿亦黑。怪文本（汉字蒙语）与可读本（汉文译本）都收在明成祖时所编的《永乐大典》中，由此而流传下来。明清两代中版本繁多，多数删去了怪文原文不刊。
《元朝秘史》的第一行，仍写着原书书名的怪文“忙豁仑纽察脱必赤颜”。起初治元史的学者如李文田等不知这九字怪文是什么意思，都以为是原作者的姓名。欧阳锋不懂《九阴真经》中的怪文“哈虎文钵英，呼吐克尔”等等，那也难怪了。
后来叶德辉所刊印的“怪文本”流传到了外国，各国汉学家热心研究，其中以法国人伯希和、德国人海涅士、苏联人郭增、日本人那珂通世等致力最勤。
我所参考的《蒙古秘史》，是外蒙古学者策·达木丁苏隆先将汉字怪文本还原为蒙古古语（原书是十三世纪时的蒙古语，与现代蒙语不同），再译成现代蒙语，中国的蒙文学者谢再善据以译成现代汉语。
《秘史》是原始材料，有若干修正本流传到西方，再由此而发展成许多著作，其中最重要的是波斯人拉施特所著的《黄金史》。西方学者在见到中国的《元朝秘史》之前，关于蒙古史的著作都根据《黄金史》。修正本中删去事迹甚多，如也速该抢人之妻而生成吉思汗、也速该为人毒死、成吉思汗曾为敌人囚虏、成吉思汗的妻子蒲儿帖为敌人抢去而生长子朮赤、成吉思汗曾射死其异母弟别克惕等，都是说起来对成吉思汗不大光彩的事。
《九阴真经》中那段怪文的设想从什么地方得到启发，读者们自然知道了。
蒙古人统治全中国八十九年，统治中国北部则超过一百年，但因文化低落，对中国人的生活没有遗留重大影响。蒙古人极少与汉人通婚，所以也没有为汉人同化。据李思纯先生在《元史学》中说，蒙古语对汉语的影响，可考者只有一个“歹”字，歹是不好的意思，歹人、歹事、好歹的“歹”，是从蒙古语学来的。撰写以历史作背景的小说，不可能这样一字一语都考证清楚，南宋皇帝官员、郭啸天、杨铁心等从未与蒙古人接触，对话中本来不该出现“歹”字，但我也不去故意避免。我所设法避免的，只是一般太现代化的词语，如“思考”、“动机”、“问题”、“影响”、“目的”、“广泛”等等。“所以”用“因此”或“是以”代替，“普通”用“寻常”代替，“速度”用“快慢”代替，“现在”用“现今”、“现下”、“目下”、“眼前”、“此刻”、“方今”代替等等。
本书的插图（大陆版未收——编注）有一幅是大理国画师张胜温所绘的佛像，此图有明朝翰林学士宋濂的一段题跋，其中说：“右梵像一卷，大理国画师张胜温之所貌，其左题云‘为利贞皇帝白票信画’，后有释妙光记，文称盛德五年庚子正月十一日，凡其施色涂金皆极精致，而所书之字亦不恶云。大理本汉楪榆、唐南诏之地，诸蛮据而有之，初号大蒙，次更大礼，而后改以今名者，则石晋时段思平也。至宋季微弱，委政高祥、高和兄弟。元宪宗帅师灭其国而郡县之。其所谓庚子，该宋理宗嘉熙四年，而利贞者，即段氏之诸孙也。”
其中所考证的年代弄错了。宋濂认为画中的“庚子”是宋理宗嘉熙四年（一二四○年），其实他算迟了六十年，应当是宋孝宗淳熙七年庚子（一一八○年）。原因在于宋濂没有详细查过大理国的历史，不知道大理国盛德五年庚子是一一八○年，而不是六十年之后的庚子。另有一个证据，画上题明为利贞皇帝画，利贞皇帝就是段智兴，他在位时共有利贞、盛德、嘉会、元亨、安定、亨时（据罗振王《重校订纪元编》。《南诏野史》中无“亨时”年号）六个年号。宋濂所说的庚子年（宋理宗嘉熙四年），在大理国是孝义帝段祥兴（段智兴的孙子）在位，那是道隆二年。大理国于一二五三年（宋理宗宝佑元年）为蒙古忽必烈所灭，其时大理国皇帝为段兴智。
此图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馆，该馆出版物中的说明根据宋濂的考证而写，将来似可改正。宋濂是明初有大名的学者，朱元璋的皇太子的老师，号称明朝开国文臣之首。但明人治学粗疏，宋濂奉皇帝之命主持修《元史》，六个月就编好了，第二年皇帝得到新的资料，命他续修，又只六个月就马马虎虎地完成，所以《元史》是中国正史中质素最差者之一。比之《明史》从康熙十七年修到乾隆四年，历六十年而始成书，草率与严谨相去极远，无怪清末学者柯绍忞要另作《新元史》代替。单是从宋濂题画、随手一挥便相差六十年一事，便可想得到《元史》中的错误不少。但宋濂为人忠直有气节，决不拍朱元璋的马屁，做人的品格是很高的。
一九七五年十二月
本书第三版于2001年至2002年再作修订，改正了不少年代的错误，黄药师和诸弟子的关系也重写了。修改时参考了台湾网页“金庸茶馆”中诸网友，以及不少读者们的宝贵意见，不过错误恐怕仍不能扫除干净，继续欢迎读者们指正和提供意见。
第三版修订本中，将吕文焕守襄阳一节，改为李全、杨妙真夫妇领“忠义军”守青州，以顺合历史及地理，守襄阳事至《神雕》书中再发展。
本书台湾出版者台北远流出版公司负责人王荣文先生、编辑李佳颖小姐、郑祥琳小姐、赵贞仪小姐，对书中年代、人物年龄、事迹先后等纠正甚多，尤其郑小姐编制年月表格，以学术态度处理，更为感谢，年龄表中，她甚至将侯通海、陆冠英、程瑶迦等次要人物的年龄也一并计算。
二〇〇二年六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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