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版本学──金庸小说版本的演变

作者：佚名

提要

金庸小说有新、旧版本的区别，所谓“新版”，指金庸自1973年始，十年修订后的“修订本”；“旧本”，则包括了早期刊载於报章的“刊本”、坊间刊印的“旧本”及台湾盗印的“盗本”。由於金庸修订幅度甚大，因此新、旧本有极大的差别。

金庸“修订本”主要有三方面的易动，一是文辞（包涵回目）的修饰，二是情节的删易，三是历史意识的增强。其删削的标准，一是补苴罅漏，二是删除神怪的情节，三是强调史识。

透过金庸新、旧版本的比较，我们可以推究出几点重大的意义：（1）可以了解台湾盗版的历史背景及现象，为研究台湾文化历史重要的资料；（2）可以明白金庸创作的心路历程，且窥探出金庸的思想、观念的转变；（3）可以为金庸作武侠小说史上确切的定位，并消解独尊金庸的排挤效应；（4）可以透过金庸苦心孤诣的修订过程，重新正视通俗小说的意义与价值。

版本研究向来是中国文学研究中相当重要的一环。版本研究的基本信念，在於肯定文本“历时性”或“同时性”所呈显的差异现象，足以作为文化分析的对象。从索绪尔的语言学角度而言，文本在“历时性”的发展过程中，充分受到当代语言体系的制约与影响，这不仅包括了当代文化思潮、政经因素等对语言的干扰，也包涵了作者个人（或继起者）运用语言的不同阶段特色特色。以《红楼梦》为例，“脂评本”与“高鹗续本”分别处在不同“历时性”的阶段，所代表的自然是不同时间中各异的观念，“红学”专家，正可自其版本的易变中，或言索隐，或言自传，或林林总总不同的议论；至於“同时性”的差异，则往往肇因於地域上的差别，张爱玲的《半生缘》，在旧版中题名为《十八春》，结局迥异於在台出版的今本，“张迷”亦自不妨从其差异中，分析探讨文本“同时性”所牵涉到的整个不同思想领域中的变化。基本上，文本的版本探讨有三个定点，一是作为始点的文本（未必是最早的文本）；一是作为比较的文本（未必是最晚的文本），一是比较者。这三个定点，都各自牵涉到当代不同的文化体系，而其中有传承、有取舍、有变易，综合起来，颇能略窥文化系统中某种程度的演变痕迹。

金庸武侠小说的研究，论者美其名为“金学研究”，相较於《红楼梦》的“红学”、《金瓶梅》的“金学”，学术研究成果固然还是远逊，但“金学研究”在当代却因拥有天时（现代性，整个创作的文化背景非常具体）、地利（完整性，作者及创作脉络非常明晰）及人和（普遍性，作品流传广远，读者众多），事实上却拥有最多的“研究人力”，茶馀饭后、街头巷尾，无时无处不可见到一副俨若“金学专家”的读者，有意无意间推动了金庸小说研究的风潮。尽管从学术研究的角度而言，这些“研究”充其量不过是主观见解的抒发，而且蒙昧浅陋，零金碎玉，不成系统；但却是文学研究中的一个特殊现象，意谓着文学不该仅止於学院，而应考量着更普遍广大的读者，作更进一步的调整与发展。本文之作，正企图藉此为调合沟通的手段，为通俗小说的研究抛砖引玉。金庸小说版本系统

金庸从1955年开始创作《书剑恩仇录》，至1972年《鹿鼎记》完稿，一共创造了十五部武侠小说；1973年金庸封笔，开始着手作修订工作；1980年，修订版问世，这就是坊间常见的《金庸作品集》。金庸作品的版本很多，基本上可以分作三大系统，一是报纸或杂志上直接刊载的版本，可以称为“刊本”，这是金庸作品问世的首度面貌，但并未正式发行印售。“刊本”在各报章、杂志逐日（周）刊载，鲜少中断，为配合读者的阅读需求，除了各单元自有其章回外，每日均有一提清眉目的小标题（以《天龙八部》为例，第一回〈无量玉璧〉，前五日的小标有〈白衣少年段誉〉、〈满手抓的是蛇〉、〈梁上少女，玩弄毒蛇〉、〈“禹穴四灵”的金灵子〉、〈神农帮采药取〉等），或文或白，判断应是编者所加；此外，有云君所绘的插图，相当精致，与早年台北真善美出版社的插图高手另人，可谓武侠插画的“双绝”。就在小说连载期间，由於金庸声名的迅速播扬，坊间书店往往应时集结成小册发售（应无授权），这是从报纸录，随写随刊的版本，可以称为“旧本”。此一版本最接近金庸的“原创意”，在修订本未面世之前，无论是香港各书局（如三民、武史、娱乐等出版社）所出的版本，或台湾盗印的诸作，甚至海外华人社会所流传的各种版式，皆属这一系统。“旧本”与“刊本”最大的区别，在於删除了每日刊载的小标，其馀的略无更动，因此可以视为同系。

一是台湾的“盗版”系统，此一系统，变化相当复杂，既有直接影印港版诸书而成的，也有张冠李戴、改头换面的版本，更有据内容改编的鱼目混珠之作，不过，基本而论，是依据“旧本”改换的。其间比较重要的易动为（1）作者及书名的改换：（请参考下表）；（2）章回的重新拟定：在某些书中，章回的变换幅度极大（如《鹿鼎记》“刊本”前三章为〈楔子：如此冰霜如此路，痛哭流涕有若是〉、〈红巾方见剧贼走，白须又报官军过〉、〈琢磨颇望成全璧，激烈何须到碎琴〉；台湾盗版的《神武门》一回分成三章，〈楔子〉分为〈逐鹿中原〉、〈君子遭祸〉、〈雪中奇丐〉），大抵是为了配合台湾出版32开本的惯例。金庸武侠之饱受盗印摧残，自然是受政治因素的影响，自〈戒严法〉颁布以来，金庸的小说一直在“禁书”目录中（全面的查禁，则自1959年底实施“暴雨专案”始）。据《查禁图书目录》所载，金庸小说中的《书剑恩仇录》、《碧血剑》及《射雕英雄传》三部最早的作品，曾在1957年“登台”过（由时时出版社印行），但均遭禁毁（甚至直到1980年，远景出版《金庸作品集》，已刻意更名的《大漠英雄传》，仍赫然入列），故此后台湾武侠出版社只能以各种名目盗版印行，以下是笔者经见的目录：

《射雕英雄传》

─《萍踪侠影录》，绿文著，32集，莫愁出版社，民47.3～48.5，17、18至27、28两集合订为一册，共26册。慧明书局於民61年亦重印。案：此书明显为据香港书翻印，且所据版本不同，故内文字体往往各集不一且集数参差不齐。此书於1957至1959连载於《香港商报》，显见台湾此书也是“旧本”，唯独藉梁羽生的书名为题，并捏造作者姓名而已。

─《英雄传》，27册，新兴书局，民63年印行。

《倚天屠龙记》

─《至尊刀》，欧阳生著，33集（未完或缺），四维出版社，民53.7～54.3。案：此书几乎完全依据金庸，连文字亦大体未改，然书中人名一律改换，如张无忌葛百阳，张翠山葛慎之，殷素素尹薇薇，谢逊穆谦，张三丰葛圣伦（葛慎之之祖父）等，武当派也改为终南派。金庸此书於1961至1963连载於《明报》，故此书当是金书完成后改编者。

─《天龙之龙》，12册，奔雷出版社，民53年印行。─《天剑龙刀》，30册，新兴书局，民66年印行。

─《忏情记》，4册，司马翎著，南琪出版社，民68年25开本。案：南琪出版社是台湾专业武侠小说出版社的“八大书系”之一，从民国61年起，即以司马翎、古龙名目印行金庸诸作，先是32开本，68年后改为25开本，一律改换书名，自拟回目，偶尔变更主角名姓。

《鹿鼎记》

─《神武门》，司马翎著，32集，南琪出版社，民61底至62初，民66再版。

─《小白龙》，司马翎著，31集，南琪出版社，民62.5～63.2，民66再版。案：此二书割裂原书，且据原小说中的相关地点及人物外号命名。不过其中的韦小宝（小桂子）之名改成任大同（小柱子）。

《笑傲江湖》

─《一剑光寒四十洲》，司马翎著，25集，南琪出版社，民62左右，民66再版。─《独孤九剑》，司马翎著，29集，南琪出版社，民63.10～63.12，民66再版。案：亦割裂原书而成，前半部改换诸葛青云之《一剑光寒十四洲》书名，后半部则从小说中之剑法而来。《书剑恩仇录》

─《剑客书生》，司马翎著，28册，南琪出版社，民66年；又，68年重印25开本，3册。《侠客行》

─《玄铁令》，古龙著，上下二册，南琪出版社，民68年25开本。

《连城诀》

─《飘泊英雄传》，古龙著，上下二册，南琪出版社，民68年25开本。《神雕侠侣》等依原书名、作者名印行，新星书局，民64左右，32开本。案：这是台湾正式以金庸之名印行的小说，但并未获得授权。据笔者所见，有《飞狐外传》、《倚天屠龙记》、《神雕侠侣》、《射雕英雄传》（改名《大漠英雄传》）、《碧血剑》、《天龙八部》等。

一是“修订本”，1980年，金庸将十年修订的成果授权台北远景出版社出版，共计25开15种36册，其后则由远流接手，这是流传最广、最普遍的版本。依其版式，有文库本（48开）、平装本及典藏本、线装本等。据闻金庸已经开始进行第三度的修订，远流亦策划出版“评点本”。此外，大陆三联书局、香港明河出版社（以新、马地区为发行网）则有简体字版本。这些版本，尽管外观、版式或序跋有所差异，但文本内容皆是一致的。

除此之外，金庸的作品至今已有多种外文译本，据廖建裕所述，东南亚的印尼在五０年代，已有金庸小说译本，据年代考察，译本所据当是旧本；修订本方面，1986年起，韩国翻译家金一江、朴永昌等，陆续翻译了全套的金庸作品；日本则有1997年冈崎由美等人翻译的《书剑恩仇录》（德间书屋出版）；英文译本，最早是有Robin Wu於1972年据旧本翻译的《雪山飞狐》（Flying Fox of Snow Mountain）；其后1994年，Olive Mok也译有此书（Fox Volant of the Snowy Mountain）；最近出版JohnMinford的《鹿鼎记》（The Deer and the Cauldorn），则属修订本系统。金庸的旧版作品，目前零星流散於私人藏书家之手，汇集起来，定有完本；但是藏书家宝爱逾恒，轻易不肯外示，因此究竟世面上曾出现过多少种不同的旧版，至今仍无法断定。在无法完整罗金庸旧版小说的情况下，欲作所谓的“金庸版本学”研究，可能是个奢谈；然而，版本研究的目的是可以多向度的，在此，我们将整个重心置於新、旧本情节、内容的差异上，藉新、旧本的比对，一则探讨其文学性的优劣，一则深究金庸“历时性”的创作心理，再综合二者，讨论相关的意义。

基本上，我以金庸早期在报章上的“刊本”为始点，但在资料不足下，部分则取香港出版的“旧本”，更不得不在“旧本”难寻的窘境下，藉助於台湾的“盗本”。所幸，这几个版本虽互有差异（如回目），但大体上均与原“刊本”相差无几，已足够具体分析、解决相关问题。至於“修订版”方面，我用的是远流於1980年出版的《金庸作品全集》。

金庸小说的“新”与“旧”

金庸的作品虽仅十五部，但以字数来算，却将近三千万言；而且，金庸潜心案首，大到情节、人物，小至文字修辞，修定、更动之处极多，自不可能（也无必要）一一胪列标举。在此，我将举其荦荦大者，作具体的分析。

金庸“修订版”小说，相对於旧版，变动的幅度极大，基本上，有以下几种重要的易动：

一是文字、修辞上的更易，包含了内文的修饰与回目的重新设计；

二是情节的改换，包含了人物的性格、关系及情节的铺排；

三是历史性的增强，包含了相关史实的增入及附注说明。

（一）文字修辞方面

金庸修订旧本小说，可谓达到了钜细靡遗的地步，在文字修辞部分，几乎每处皆有，是更动最多的部分。文辞的修订，使金庸文字的风格更见典雅朗畅、流丽高华，可读性也增强；尤其是金庸将若干仍饶具“说书”格套的“且说”、“话说”、“暂且不表”等尽行删削，使小说内文更见纯净。论者谓金庸小说“达到了白话文的新高峰”，虽未免夸张，但就通俗小说而言，金庸的文字风格确实有其独特的魅力，可作为初入文章门径者的津梁。当然，这琐碎细微的修辞工夫，虽也展现了金庸自我严肃要求的意义，但相对於我们探讨的主题，反而是较不重要的。回目的重新设计，是金庸修订版中下得工夫甚深的部分，从《雪山飞狐》之不着一字（仅用一、二、三区隔），到《笑傲江湖》二字拟目（如“灭门”、“聆秘”、“救难”）、《射雕英雄传》、《神雕侠侣》之四字拟目（前者如“风雪惊变”、“江南七怪”；后者如“风月无情”、“故人之子”），到《飞狐外传》等三、五、六字不等的白话“章”（如“血印石”、“大雨商家堡”、“风雨深宵古庙”）；再从《书剑恩仇录》的七字联对（如“古道腾驹惊白发，危峦快剑识青翎”）、《碧血剑》的五字联对（如“危邦行蜀道，乱世坏长城”），到《倚天屠龙记》的“柏梁台体”拟目（从“天涯思君不可忘，武当山顶松柏长”以下共40句，句句押韵）、《天龙八部》的自创新词（分别以〈少年游〉、〈苏慕遮〉等五个词调分卷），到《鹿鼎记》集清人查慎行的诗句（如“纵横钩党清流祸，峭风期月旦评”、“绝世奇事传闻里，最好交情见面初”），变化繁复，风格各有差异。

回目的编次，是作者匠心及创意的设计，在中国古典说部中有渊远流长的传统，大体上，古典说部以“联对”见长，我们所熟知的“四大奇书”与《红楼梦》，正是以五、七、八字的联对拟目的。武侠小说在回目的拟定上，是最具有传统古典风味的，从平江不肖生的《江湖奇侠传》（首回“装乞丐童子寻师，起宝塔深山遇侠”），到还珠楼主的《蜀山剑侠传》（一集首回“月夜棹孤舟巫峡啼猿登栈道，天涯逢知己移家结伴隐名山”），著名的武侠作品，几乎都延续着此一传统，就是如文艺腔十足的王度卢，尽管内容可以写得宛若现代的言情小说，悱恻缠绵，但回目仍以联对为之（如《宝剑金钗》首回之“银髯铁臂老镖头隐居，美景芳春小侠女救父”）；而平生向以创作武侠为屈辱的宫白羽，一鸣惊人之作《十二金钱镖》，也得依循故辙（如首回之“小隐侠踪闲居传剑术，频闻盗警登门借镖旗”）。据张赣生所论，武侠小说中的还珠楼主，在这方面表现得最为出色，“真正把这种回目的特色着意发挥，充分显示其独具的审美价值”，并举《蜀山剑侠传》之“生死故人情更堪早岁恩仇忍见鸳鸯同并命，苍茫高世感为了前因魔障甘联鹣鲽不羡仙”为例，许其“诗情奔放，意味隽永”。以联对为回目的“古典味”，在三○年代，曾因其代表的“封建”意味，受到某些专家的批判，如沈雁冰即以“作品中每回书的字数必须大略相等，回目要用一个对子”等，“把章回体的弱点赤裸裸的暴露出来了”，极力加以抨击。处在当时左翼文学势力如日中天的压力下，若干武侠作家也自有一套相应的更张；当然，武侠小说既以“通俗”形式存在，在面对通俗作品读者逐渐匮乏古典文学素养的情况下，如何以更妥善的方式处理回目，以博取读者的接纳，也是一个思考的重点。在此，朱贞木是一个重要的范例。朱贞木的武侠小说，无论遣词用字，都有十足的现代性，尽管写的是古代背景的武侠小说，但是流行的新兴名词，却敢於大量运用。在回目上，朱贞木亦多所更张，以白话短词、短句拟目，如《罗刹夫人》之“英雄黑里俏”（第1章）、“美男计”（第15章）、“肚内的秘密”（第23章），《七杀碑》之“新娘子步步下蛋”（第1章）、“诡计”（第11章）、“大佛头上请客”（第17章），“现代”的风味，一望即知。叶洪生曾谓“由於朱氏曾首创白话章回，而其小说笔法、内容又多为五十年代港、台武侠作家所仿效，因有『新派武侠小说之祖』的美誉”，可以说是一语中的，尤其是熟知古龙的读者，看到“活宝”、“陈大娘的纸捻儿”、“卖荷包的家”等回目，定然会觉得非常眼熟吧？

回目的拟定，不但关涉到作者创作时全文情节的设计、主要内容的提示，更是藉以吸引读者目光的噱头，传统联对式的拟目，“精练、醒目，且具有形式美”，所长在其诗化语言的文字艺术功力及明显而扼要的括内容，但由於读者之疏离於古典诗文，故所短则在文字障，如前所举还珠楼主的“生死故人情更堪早岁恩仇忍见鸳鸯同并命，苍茫高世感为了前因魔障甘联鹣鲽不羡仙”，一般读者恐怕连标点都会感到困难，同时，自不易明了此回主要内容；自朱贞木而下的现代拟目法，所长在文字简易明了、重点显豁，且具有悬疑性，以古龙的《萧十一郎》为例，从“情人的手．风四娘的手．花平的手”而下，主要都是藉“的”标回目，文字尽管浅白，但重点十分清楚，且让读者不禁会饶有兴致地欲窥知“究竟这些手有何特色？”具有先声夺人的悬疑作用。但所短则在於作者任情标目，往往故弄玄虚，回目与内文根本无法系联，如温瑞安《杀人写好诗．深喉》之以“不管白狗黑狗，咬主人的就是衰狗”、“不论白马黑马，跑不动的就是劣马”拟目，不过是书中人物的一句话，就不免走火入魔了。传统与现代，互有短长，但看不同时期读者的抉择。金庸修订本小说的拟目，有若干配合小说内容的成分，如《雪山飞狐》以崭新的西方模式“不结之结”创作，留下一个悬疑让读者揣摩，因此在回目上，也仅以一、二、三、四标出，倒也颇能相得益彰；不过，大体上以兴到笔随为主，无一定成见，有时候仅仅取旧文重新编次，有时即兴作诗、填词，更有时为了推扬先人而集句。兹将其重要的编目简说如下：

（1）重新编次者：

《射雕英雄传》，旧本80回，修订本40回，大致上取二回并成一回，如旧本1.2回〈雪地锄奸〉、〈午夜惊变〉缩成“风雪惊变”；79.80回〈异地重逢〉、〈华山论剑〉缩成〈华山论剑〉。各回起讫不划一，盖因有所增删之故。

《书剑恩仇录》，旧本40回，修订本20回，变化幅度较多，主要是改单句为联对，其中既有直接取旧目而不改易者，如旧本23.24回，并成12回〈盈盈彩烛三生约，霍霍青霜万里行〉；亦有取旧目括者，如旧本3.4回〈秋风野店书生笛，夕照荒庄侠士心〉，修订本2回作〈金风野店书生笛，铁胆荒庄侠士心〉；更有重新拟定者，如旧本35.36回〈竟托古礼完夙愿〉、〈还从遗书悟平生〉，修订本18回作〈驱驴有术居奇货，除恶无方从佳人〉，回名不同，显见重点有异。《神雕侠侣》，刊本30回，修订本40回，变化也很大，不过原有的四字成词结构并未改变，主要是重新编次后，再据内容主体拟目，如旧本前2回为〈深宵怪客〉、〈桃花岛上〉，修订本的相应回目是〈风月无情〉；刊本末3回为〈三世恩怨〉、〈襄阳鏖兵〉、〈尾声〉，修订本则为〈大战襄阳〉、〈华山论剑〉。

（2）作诗填词者：

《倚天屠龙记》，刊本分正续集，共33回，原为四字回目，如前2回为〈花落花开〉、〈屠龙宝刀〉；末2回为〈共举义旗〉、〈是耶非耶〉；修订本40回，每回改为七言一句，合为40句的七言古诗，“天涯思君不可忘，武当山顶松柏长。宝刀百生玄光，字作丧乱意徨。……”为句句押韵的“柏梁台体”古诗。

《天龙八部》，刊本分八部64回，四字回目，前2回为〈无量玉璧〉、〈神驰目眩〉；末2回为〈佳兵不祥〉、〈雁门关外〉。修订本50回，每10回成一词调，依序为〈少年游〉、〈破阵子〉、〈苏幕遮〉、〈洞仙歌〉、〈水龙吟〉，由於词调句数不定，故每回单、双句不一。

（3）集句者：

《鹿鼎记》，刊本22回，修订本50回。除了楔子〈如此冰霜如此路，痛哭流涕有若是〉外，均为七言联对，首回〈红巾方见剧贼走，白须又报官军过〉，修订本首回则作〈纵横钩党清流祸，峭风期月旦评〉；刊本末作〈云点旌旗秋出塞，风传鼓角夜临关〉，修订本末回则为〈鹗立云端原矫矫，鸿飞天外又冥冥〉。这些联对，均是自查慎行《敬业堂诗集》中辑出的，作者自言“所用的方法，不是像一般集句那样从不同诗篇中选录单句，甚至是从不同作者的诗中选集单句，而是选用一个人诗作的整个联句”，之所以锺情於查慎行，“康熙曾经看过”，固是原因，但真正的用意，恐怕还是在“替自己祖先的诗句宣扬一下”。

总体而言，金庸修订本的回目，“露才扬己（包含了祖先）”的意义，远大於回目本身的适切性，经过修订后的回目，典雅精致，处处透显文人色彩，因此高华流丽，与其内容上的文字同一风格；但是若要说到回目与内文的相关性，发挥相辅相成的效果，恐怕仍有一间之未达。其中尤以自作诗词与集句者为最，盖诗词创作较受格律牵拘，欲藉此钩勒每回要旨，本就甚难（此所以联对回目逐渐消失），尤其是用“集句”（又限於某人之诗）的方式，更是戛戛乎其难尤甚。因此，作者自己固然不得不承认其中“有些回目难免不很贴切”，学者更是很容易就发现此一类似“儿戏”的编目，“多少对小说有所损失”的弊病。平心而论，金庸修订过后的回目，较诸旧本，实未见精采；而诸所撰诗词联对，恐怕也是平稳有馀，神气不足。从通俗的角度而言，过度的“露才扬己”及文人化，势将造成作品与读者间的隔阂，杨兴安谓“看回目便摸不着头脑”，正指出了这个问题。事实上，金庸未必不明白这点，因此屡以加注的方式弥补，“回目中有生僻词语或用典故的，在每回文末稍作注解”，问题是，金庸固然用心良苦，却模糊、混淆了小说的特色，我们很难想像，如果金庸不是如今的“金大侠”，读者接受的可能究竟有多大。

（二）情节的改换

就通俗小说而言，情节（plot）永远是最吸引读者的聚焦点，因此，不但金庸的“十年修订”以此为重心，就是论者也多半集矢於此。金庸改换的情节相当多，倪匡最先提出《倚天屠龙记》中有关“玉面火猴”被删掉一事，继而潘国森、杨兴安也提到《碧血剑》、《书剑恩仇录》、《射雕英雄传》、《倚天屠龙记》、《笑傲江湖》等多处增删之处，如果花些精力，将金庸新旧版本加以比对，相信一定远比想像中为多。在此，仅取其具代表性的改换部分，略述如下：

（1）删除的情节

金庸增删的情节，向来颇为老读者瞩目，其中较重要的有《射雕英雄传》中“蛙蛤大战”、《倚天屠龙记》中“玉面火猴”及《神雕侠侣》中杨过的生母秦南琴。兹简述如下：

【玉面火猴】

在《倚天屠龙记》中，诞生於海外绝域冰火岛的张无忌，原本有一玩伴“玉面火猴”，修订本则加以删除。据旧本，“玉面火猴”为张无忌在冰火岛上的童年玩伴，之所以称为“火猴”，是因其“入火不焦”，堪称神物。倪匡对金庸删去此物，大致不满。

【秦南琴与蛙蛤大战】

在修订本中，已不见秦南琴的踪影，但在旧本中，秦南琴是杨过的生母，其父秦老汉捕蛇为生，由於县太爷藉口需索毒蛇，强抢此女作抵；郭靖仗义相助，并收服了血鸟。其后，秦南琴为铁掌帮所掳，裘千仞命父女二人驱蛙、蛇、蛤蟆相斗，欲从中习得破解欧阳锋“蛤蟆功”的武学；接着，将她转送给杨康，惨遭污辱，以此怀了杨过。由於删改的幅度甚大，因此旧本中许多重要的情节也随之简省，其中如秦南琴对郭靖的微妙情愫、秦南琴受辱后的激烈性情（与杨过颇类似）、秦南琴撕毁《武穆遗书》、毒蛇克星“血鸟”、“蛙蛤大战”等，皆完全不见踪影；而为了改穆念慈为杨过生母，也只得将原来殉情杨康的穆念慈，重新还魂。粗略估计之下，相关情节被删除不下於一万五千字。

（2）改换的情节

【小说开场】

修订本中，金庸於《碧血剑》、《射雕英雄传》等书的开场，均作过大幅度的修订。《碧血剑》原由明末四公子之一的侯方域开场，引出袁承志；修订本则改为以一心向慕中原文化的张朝唐串场。《射雕英雄传》原来仅由“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晚风薰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一诗，点出时代背景的轮廓；修订本则篇幅扩增，以张十五说书，将详细的历史现象及人民观感，一一申说分明。

【韦小宝的武功】

说韦小宝是个“武林低手”，相信阅读过修订本《鹿鼎记》的读者，都会发出会心的微笑。在尚武的江湖世界中，韦小宝不能不会武功；因此，金庸也赋予了他某些“必要”的武功，如打斗危急时，出奇制胜用的“救命六招”（“美人三招”和“英雄三招”）、“三十六计走为上计”的“脚底抹油功”（“神行百变”），但也不让他专精，仅仅点到为止。不过，很少有人注意到，金庸的旧本《鹿鼎记》中，韦小宝刚开始时是颇具一般武侠小说中的“侠客架势”的。他不但“肯”虚心学习陈近南所传授的武功，以致武功大有进展；同时天性聪慧精明，海老公所传的“大擒拿手”、“大慈大悲千叶手”，可以“轻易”学会；甚至还安排了一部海老公与《四十二章经》一起收藏的“图经”，韦小宝用陈近南的秘诀导引，“津津有味”地练成了四图，金庸谓韦小宝“无意之间，已将两门截不相同的武功揉合在一起”，“成为武学中从所未有之奇”。顺此发展，韦小宝之与其他侠客般，自创绝学，成为“武林高手”，应是可以水到渠成的。可是，后来金庸构想改变，不但以前所学会的初级武功派不上用场，一味死缠烂打，狡狯脱困，连这一“自创武功”图经，也消声匿迹了。其实，据旧本看来，韦小宝未必不懂武功，而是作者金庸“废”了韦小宝武功不但在旧本中半途易辙地“废”，更在修订本中弥补了前后设计不一的缺陷，大力删削，终究形成了武侠小说中唯一不懂武功却能在江湖世界中大放异采的“千古人物”！

【铁胆庄风云】

《书剑恩仇录》中，张召重大索铁胆庄，搜出文泰来；陈家洛率群雄兴问罪之师，大闹铁胆庄一段，写得相当精彩，其中尤其是庄主周仲英徘徊於朋友义气及亲情之间的矛盾复杂、辛酸悲痛，更是入木三分，令人荡气回肠。修订本中，文泰来的藏身之所，是张召重以言词相激，周英杰小孩好胜，脱口而出，因而败露；其后，周仲英气怒责子，误抛铁胆，伤其性命。旧本则写张召重以西洋千里镜（望远镜）为饵，步步为诱，终於搜出文泰来；而周仲英在得知情实后，则先命周英杰交待未完的心愿、向母亲叩谢怀养之恩，然后“在周英杰天灵盖上一掌，『噗』的一声，孩子双目突出，顿时气绝”。

【降龙十八掌】

“降龙十八掌”是金庸武侠小说中最引人瞩目的武学，究竟这十八掌名目为何，讨论的人多如过江之鲫。“降龙十八掌”之所以吸引读者，不但是因为此武功正气威猛，而且在《射雕英雄传》、《神雕侠侣》、《天龙八部》中，皆与众所喜爱的洪七公、郭靖、萧峰紧紧系联；更由於其名目取之於《易经》，却模糊笼统，让读者一时无法确定。以“降龙”为名的武功设计，最直接的联想便是与龙有关，金庸於此转化一层，将《易经．乾卦》中的概念化入武功，而“乾卦”六爻中可用者原不过四爻（潜龙勿用、见龙在田、飞龙在天、亢龙有悔），故不得不借他卦经文补足（有无龙字就不予考量了），而成为如今脍炙人口的武学这是金庸修订本中的构想。不过，旧本原先的设计，是纯粹以“龙”为主的，如“双龙抢珠”（后改“履霜冰至”，且增加一段阐释武学的说明）、“云龙三现”（后改“羝羊触”）、“六龙回旋”（已删）均曾用过；而“神龙摆尾”，原为旧招，却“一气化三清”，分别转成“鸿渐於陆”、“震惊百里”、“神龙摆尾”（此招金庸曾特别说明，其原名为出自《易经．履卦》的“履虎尾”，因嫌其“文诌诌”，故改名如此；但旧本则无，可见金庸重新设计的苦心）三招。换句话说，修订本充实且深化了“降龙十八掌”，使得金庸的武学设计更上一层楼。金庸新旧本情节的优劣，论者各有不同的看法，尤其是针对其间单一的情节，更是人各一词。不过，大多数人似乎偏好旧本，如倪匡、潘国森、杨兴安等，皆明白言之，后者甚至认为金庸改得最好的，只有“语嫣”两字。不过，我个人倾向於认同修订本。以“降龙十八掌”的重新设计而言，我们不得不承认，金庸在“武学文艺化”上功力，的确是精益求精，造诣非凡的了。同时，在修订本中，金庸重塑韦小宝，使此一机智伶俐、油腔滑调的“不学无术”人物，跳脱了旧有武侠小说的格局，更彰显了此一角色在武侠小说上的独创性。的确，韦小宝以一介市井混混，夤缘庙堂，於江湖、宫廷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中，纵横得意，无往而不利，真的是个“异数”。宫廷之间，以倾轧斗争、尔虞我诈为能事，韦小宝的机智伶俐，於此场合中可以如鱼得水，这倒不见希奇；而江湖这个“尚武”的世界，韦小宝的“三脚猫”功夫，居然也能折服三山五岳的武林高手，就真的让人意外了。《鹿鼎记》在本质上是武侠小说，但经金庸如此设计，却整个“颠覆”了武侠小说的体质，这真的是“前无古人”的创举。

当然，优劣的论评，往往仁智互见，甚难划一，大体上，天机流行、情感自然充沛，为旧本所长；而精密谨严、妥贴稳重，则修订本为优胜，相信是新、旧本公允的评价。

在此，我们姑且不论其优与劣，而试探讨一下金庸修订所持的标准。

金庸是武坛中第一个严肃面对自己作品的作家，颇有以其作品鸣於世的雄心，因此，在求好心切之下，不满於当时受限於仓促、急迫、间歇时间压力下的连载作品，而欲出之以精密之思，一修再修乃至於三修，是很容易理解的。平心而论，旧本中不乏前后无法贯串的矛盾（如韦小宝的武功），及牵强违理的情节（如周仲英之为友杀子），修订本一一予以更换，自是必要之举，因此，苴补罅漏，当是金庸修订的标准之一。其次，诚如杨兴安所指出，金庸“删笔尺度，务求不致过於神异而求可信性”+；倪匡亦指出，金庸删除“玉面火猴”，是因为“这种灵异的猴子曾在许多武侠小说中出现过，为了不想落入『俗套』”。所谓的“神异”，当指“蛙蛤大战”、“血鸟”之类的异物异事，熟悉武侠作品的读者，当然不会忘记“旧派”名家还珠楼主《蜀山剑侠传》（甚至台湾早期的“旧派”如墨馀生《琼海腾蛟》、衡山向梦葵《紫龙佩》等）中的许多神物灵怪，金庸创造这些作品之时，尚颇多沿袭前辈大家之处，居十数年之后，以删削当开新，亦未尝不是金庸精益求精之意，所谓“不落俗套”，正可此角度视之。金庸刻意避免“神异”之处，也可由“蝮蛇宝血”中窥出。郭靖之学“降龙十八掌”，以其驽钝之资质，尽管具有“人家练一朝，我就练十天”的不懈精神，但“降龙十八掌”奥妙不在招式，而是内力，郭靖此时根本未习上乘内功，如何能学成，相信读者不免滋疑。事实上，在旧本中，郭靖误饮“蝮蛇宝血”，内力明显增强，正是为后来习“降龙十八掌”作伏线；但是，类似的情节，几已成为武侠俗套，且未免过於“神异”，因此金庸於修订时大力删削，却忘了予以补救。至於“可信性”，则是金庸整个删削事业中最明显的标准，将於下文论之。（三）历史意识的强调金庸的小说，向来以其浓厚的历史氛围，为读者所津津乐道。一方面，作者刻意在作品中凸显出重大历史事件或历史背景，如《天龙八部》取北宋初年宋、辽争持的场域为背景，《射雕三部曲》则从南宋之宋、金对峙，历元蒙崛起到元末群雄并起的初期，《碧血剑》写明末流寇倡乱、清人入关，《鹿鼎记》叙康熙一朝盛事，《书剑恩仇录》则述乾隆皇帝身世秘辛。其中虽然以“虚构”为主，但是正史、野史、轶闻，相互参杂，主脉朗显，令人印象深刻。一方面，作者在正文中随处附加了注文、按语和楔子，如《天龙八部》正文前的一段〈释名〉，就在解说完《天龙八部》书名之由来后，清楚地标示整个故事的确实年代在“北宋哲宗元佑、绍圣年间，公元1094年前后”。有时候，作者更不惜长篇大论，引述史料，加强其历史真实感，如《鹿鼎记》中有关吴六奇、查慎行之事，以按语方式，增录了《聊斋志异》和《孤》的记载，详述构思过程，并引介查慎行《敬业堂诗集》之诗，篇幅长达三千馀字，有如学术论文。金庸小说“历史感”之强烈，往往使读者分辨不出究竟他是在写“历史小说”还是“武侠小说”，其中尤其是《鹿鼎记》，连金庸自己都说“毋宁说是历史小说”；而且，金庸武侠小说中有关历史部分的可靠与翔实，甚至也博得了专门史家的赞赏，诚如倪匡所说，“历史在金庸笔下，要圆就圆，要方就方，随心所欲，无不如意。可以一本正经叙述史实，也可以随便开历史玩笑。可以史实俱在，不容置辩，也可以子虚乌有，纯属游戏”，套句王国维的话，历史在武侠小说中的运用，到了金庸，才真正的“眼界始大，感慨遂深”，金庸出神入化、虚实相生的笔法，委实是令人叹为观止的。

历史意识的增强，是金庸修订本中最明显的企图，事实上，许多情节的易动，也与欲以历史故实增强其可信度、展现金庸的史识有关。众所周知的《射雕英雄传》“张十五说书”一段，金庸虽以“传统小说发源於说书，以说书作引子，以示不忘本源之意”为解，然真正用心，却在藉张十五的说书内容，详细交代当时的历史背景，以及更重要的，金庸对这段历史的评论毕竟，若真的不忘本源，则“且说”、“话说”等语不必尽删；而张十五以两宋之人，居然会有类似“这两个昏君自作自受，那也罢了，可害苦了我中国千千万万百姓”的“大逆不道”之语，也未免荒唐。类似的情形，在修订本中俯拾可见，除了在可以寻找到任何历史证据之处，随时以各种夹注说明外，很明显的一个趋势就是将具体的年代标示出来或增入史料，如《天龙八部》的〈释名〉中，旧版原无“据历史记载，大理国的皇帝中，圣德帝、孝德帝、保定帝、宣仁帝、正廉帝、神宗等都避位为僧”、“本书故事发生於北宋哲宗元佑、绍圣年间，公元1094年前后”等语；《碧血剑》中，金庸将原来的引首人物侯朝宗，改换为渤泥国的张朝唐，因而大引史料入文，都是同样情形下的产物。

就金庸的小说而言，“历史感”是无论新、旧本皆“一以贯之”的。大体上，旧本的“历史感”，着重於钩勒背景；修订本的“历史感”，则在强调“史识”金庸娴熟书史，既“藉历史写武侠”，自然也不会放过在传述信史的过程中，展现他的“史识”。可以如是说，金庸在修订本中表现得最显豁的，就是他的“历史癖”。

“金庸版本学”的意义

金庸小说的版本，连同刊本、旧本、修订本及各地授权发行、外国译本，林林总总加起来，至少有数十种之多，仅仅从金庸小说版本的数量，我们就可明白，金庸是近代以来最受欢迎的中国作家，论者谓“有华人的地方就有金庸小说”，绝非谬赞之语！

金庸小说版本的差异，有属於“同时性”受地域影响的部分，如台湾的“盗版”系统，肇因於政治因素，在1979年以前，金庸因《明报》（或曰因《射雕英雄传》书名暗用了毛泽东〈沁园春〉“弯弓射大雕”之语）被归为“附匪文人”之列，以致遭到台湾当局全面禁止。因此，台湾早期出版金庸小说，只能以暗度陈仓的方式盗版，或或变易作者（其中司马翎是被借用最多的），或改其书名（如《萍踪侠影录》等），或据原书改编（如欧阳生《至尊刀》），或更动主角姓名（如《神武门》及《小白龙》）。金庸小说的盗版现象，可以窥见台湾在“白色恐怖”时期中，出版商（或文化工作者）如何突破防禁的苦心孤诣（当然，不能讳言，“商机”也是一大诱因），不失为研究台湾文化发展的重要史料。

不过，大多属的金庸小说版本，是属於“历时性”的差异的。金庸的修订工作，始於1973年，诚如叶洪生所言，“金庸是用一九七三年的见识眼光来修改十六年前的『旧作』”，“迥异於一般修饰、整理，殆可视为脱胎换骨，重新改造”，因此，如果取金庸的新、旧本予以核对，自当可以深入了解金庸从开始创作以来的心路历程，有助於读者更进一层而了解金庸的作品。从最简单的地方说起，历来论者对金庸《天龙八部》书名的意涵，饶具兴趣，却往往无法直探其微，无论是将八部天龙一一附会於书中人物，或是取其寓意，视为一种象徵，总觉主观意识过浓，不惬人心。然而，“刊本”却可提供一些切入的线索。在“刊本”中，此书原分“八部”，作者自云“这部小说将包括八个故事，每个故事为一部。但八个故事互相有连系，组成一个大故事”，而第一部是“摩呼罗迦（梵文Maharaga）之部”这是“八部天龙”中的“乐神，其形蛇首人身”，“无足、腹行之神，因毁戒、邪谄、多嗔、少布施、贪嗜酒肉、怠慢持戒，遂堕为鬼神；其体内多嗔虫啃食其身，痛苦异常”。熟悉此书的读者，当然知道这一故事以段誉为主角，主要在叙述云南大理国纠结复杂的恩怨情仇、冤孽果报。细窥金庸原意，各部之名，应在呈显故事的“内容”，而非“人物”。不过，金庸写到一半，似乎就改变了主意，故自第二部起，就不再标示“某部”，而“八个故事”的构想，也告中道而废了。至於金庸於修订本序言中所说的“只是借用这个佛经名词，以象徵一些现世人物，就像《水浒》中有母夜叉孙二娘、摩云金翅欧鹏”，显然只能代表“修订时”的构想了。

此处之所以强调“修订时”，主要是欲表明，金庸在修订时，整个思想、观念，均与原创时期有极大的差异，而此一差异，透过新、旧版的比对，是相当清晰的。以“铁胆庄事件”为例，旧版的情节安排周仲英“亲手”杀子，并相当戏剧性地演出“交代遗愿”、“叩谢生养”的场面，震撼力十足；周仲英为朋友义气，不惜泯灭父子亲情，很明显是继承旧有的侠客形象而来的，我们在《史记．游侠列传》郭解不为外甥报仇、《太平广记．豪侠》贾人妻狠心戕杀亲子及历来流传甚广的“赵氏孤儿”故事，也依稀可见到类似的影子。侠客的生命重心在“广交游”，透过义气朋友的网络，建构自我声名，而支撑起这个架构的，就是所谓的“江湖道义”；周英杰“出卖”文泰来，是“见利忘义”，因此“周英杰受贿卖友之事，铁胆庄的人全都认为奇耻大辱”，如果不是因为周英杰仅仅只是个“十岁小儿”，周仲英如此讲究“江湖道义”，恐怕真的是“大仁大义”了。然而，朋友之道果真远较父子之情为重要吗？假如周英杰是成年人，周仲英应不应该“大义灭亲”？此处，实际上牵涉到侠客“义气”施用於社会现实面的难题及缺憾。而且，周英杰年方十岁，江湖对他而言，根本是虚幻的世界，周仲英强将“江湖道义”加诸小孩身上，不惜以牺牲其生命为祭献；而“红花会”得理不饶人，大兴问罪之师，实在令人怀疑，所谓的侠客，果真就是如此不近情理吗？在真相大白之后，章驼子这个直性人，居然仅仅用“一揖”，就掩盖了此一人伦悲剧，暗示了此一不近情理的行为之“理直气壮”。很明显地，金庸此时对侠客的观念，还是相当传统而模糊。修订后，金庸将“受贿”改成“相激”，“亲手”改为“误杀”，“一揖”改成“嗑头”，正是思考到此“为义气杀子”的不合理，而作的改弦更张，也代表了金庸自身侠义观念的改变不过，金庸事实上还是回避了“义气施用”的问题，这是相当可惜的。

此外，金庸在修订本中所凸显的“历史癖”，也是值得探讨的心路历程之一。文学作品，如金庸一般以大量的史料、注脚、夹注、说明充斥其间的，金庸小说算是绝无仅有。读者不妨激赏，不妨赞叹，但是却不能将此视为其作品的一部分，从而误认为这是一种高超的表现方式。诚如陈墨批评《碧血剑》，“作者过多地关注历史和历史人物，固然使我们谈『史』时眉飞色舞，但小说本身却不免要大受影响”，是相当一针见血的。不过，在浓厚的“历史癖”中，金庸似乎并未察觉出自身的问题。金庸的“历史癖”使他在小说中往往忽略了真实与虚构的分际，以《鹿鼎记》中的建宁公主为例，金庸以按语谓“建宁公主其实是清太宗之女，顺治之妹。建宁长公主的封号也要到康熙十六年才封。顺治的女儿和硕公主是康熙的姊姊，下嫁鳌拜之侄。但稗官小说不求实事与正史相合，学者通人不必深究”，金庸的“历史癖”於此显露无遗，但也往往自相矛盾，混淆了小说与历史的界限。以建宁公主而言，事实上最适当的定位就是“纯属虚构”，盖因书中的建宁公主，未婚前即已不守妇道，且又分明有性虐待的癖好，自当与历史上实有的建宁公主区别开来（小说中当然不妨有另一个虚构且名为建宁公主的角色），但金庸为了满足其历史癖，反而刻意强调其虚构的“建宁公主”的历史性，牛头驴嘴，不免自乱阵脚。如硬要与史上的“建宁公主”相符，则此一满清公主之能否下嫁韦小宝，不仅令人滋疑，且与史实不符，何况更牵涉到“私德”问题，原无必要作此澄清，迳视之为一虚构的建宁公主即可。金庸写武侠，同时也以武侠成名，但金庸实际上对其赖以成名的武侠小说（指类型而言），并没有多大的好感（这是大多数武侠作家的共同观点，据笔者所知，除了古龙和温瑞安外，没有一个作家认为武侠小说可以当做一个文人的终身志业），甚至，武侠小说连历史小说也比不上，如果说通俗小说是“次级文类”的话，则金庸心目中的武侠小说，极可能是“次次级文类”。因此，金庸颇沾沾於《鹿鼎记》“毋宁说是历史小说”之语；同时，在许多场合，宁可以“小说家”为名，而讳言“武侠小说家”。说《鹿鼎记》是“历史小说”，不仅混淆了历史小说与武侠小说的界限，甚至，也代表了金庸对武侠小说爱恨交加、迷离纠结的观念。

有关金庸小说的评价，自倪匡以“古今中外，空前绝后”盛加称誉以来，论者几乎众口一词，颇有“无所不用其极”的意味；然而，也因此而造成了影响极大的“排挤效应”，金庸武侠，在某种意义上就代表了全部的武侠小说，彷佛除了金庸，其他为数达三千种以上的作品，均无一可观。这不仅仅使得许多优秀的作品、作家，深罹蒙尘、遗珠之憾，实际上也模糊了武侠小说发展史的客观现象。由於金庸小说创始的年代，正值武侠小说重新出发的时期，金庸挟盛名之力，往往也被误认为是所有“新派武侠”的鼻祖，自金庸以下，所有的武侠小说都是在金庸影响下创作的；而且，所有的作家，无论再如何能够创新，也都在金庸的笼罩之下。换句话说，金庸一个人就可以抵敌所有的武侠，金庸成了武侠的“唯一”唯一值得读，也唯一值得研究的武侠。

关於武侠小说发展史的实际面相，笔者在《民国以来“武侠研究”评议》及《解构金庸》二文中，均有所论列，主要是强调：港、台的武侠创作，基本上是同步进行、双峰并峙的；同时，金庸的作品固然优秀，但无法奄有众家之长，金庸无法涵盖所有的武侠作品。从金庸小说新、旧本的比对中，我们可以发现：金庸小说的早期面貌，与修订后有相当大的差距，修订本已将旧本中许多明显的罅漏弥补完成（如韦小宝的武功）虽未必即无懈可击（金庸打算三度修订，正是为此）。因此，如果我们欲研究金庸在武侠小说上的独特成就，修订本当然是“盖棺论定”所依；但是，如果欲将金庸置於武侠小说历史的发展中窥其成就或影响，则“旧本”才是最确实可靠的，因为，金庸於此曾花了十年的精力，而其他作家，则一仍旧貌，没有提供最佳面目的机会。

最后，从金庸版本的研究中，我们可以窥出金庸对通俗作品（尽管金庸意不在此，但对象却正在此）的严肃要求，这是极具意义的。武侠小说此一文类，向来有“不登大雅”之讥，读者固然以休闲消遣视之，以情趣为主，随阅随弃，就是作者，亦多半为稻粱而谋，随写随忘，极罕得有人以严肃的态度面对。金庸肯以十年精力，潜心修订，且不厌其琐碎，博纳雅言，一改再改，可以说是有史以来第一个严肃认真的通俗作家，这是具有深刻意义的，我们虽不敢就此论断武侠小说从此就步入文学殿堂，足以与典雅文学作品等量齐观，但却不能不承认，金庸以如此严谨的态度面对自己的作品，无疑将一新论者耳目，且有助於其他通俗作者对自我的肯定与要求。以此更进一步，相信通俗文学与典雅文学双峰并峙的日子，将为期不远了。

注：作者林保淳，本文为金庸小说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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