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与《新明日报》

本名查良镛的金庸，于1959年与初中时的同学沈宝新在香港创办了《明报》，公司注册资金十万元，金庸占百分之八十股权，沈宝新占了百分之二十，其主张的报章精神为：

▪ 强烈民族意识

▪ 崇尚自由

开始时，《明报》只是一份报道些小市民话题的小报，格局并不大。报上除了有给人士爱看的马评，还有金庸每晚熬夜撰写的武侠小说来吸引读者（创刊之初，连载的是《神雕侠侣》）。但《明报》初期销量始终不佳，最差时只有5、6千份，甚至面临倒闭的危险。据《明报》老职员回忆：”查先生那时候真的很惨，下午工作倦了，叫一杯咖啡，也是跟查太太两人喝。我们看见报馆经济不好，也不奢望有薪水发，只求渡过难关，便心安理得了。”

但自60年代开始，中国大陆政局动荡，大量大陆难民涌入香港，《明报》报道与评论难民问题上，与香港强大的左派立场南辕北辙，形象逐渐鲜明。1963年，中国外交部长陈毅对日本记者团发表了「核裤论」，声明「不管中国有多穷，我当了裤子也要造核子！」金庸立即在《明报》发表社评《要裤子不要核子》，反对中国在贫穷情况下还硬要制造原子弹。此论一出引起轩然大波，左派的《大公报》、《文汇报》、《新晚报》、《香港商报》、《晶报》等开始猛烈围攻《明报》。《明报》再次发表《我们关于裤核问题的十点立场》社评，甚至不惜以全部版面阐述对“核裤论”自始至终坚持的立场。

从1964年11月27日到12月22日，《明报》每天都在头版头条位置发表：《敬请〈大公报〉指教和答覆》的一系列反击文章，包括核子与裤子问题、人民公社问题、一中一台问题，要不要向外国输出粮食问题，要不要民主自由问题、修正主义问题等等，清楚阐明《明报》的四种精神。经过这些事件后，《明报》因为在论战中表现独立报格、坚守立场，赢得了很高的声誉。

而从1966年中国发出”五一六通知”，至1978年中共召开了十一届三中全会，正式宣告”文化大革命”结束为止的13年间，香港社会在1967年开始受到中国政局的波及，发生了”反英抗暴”的。在举世关注大陆香港去向的时期,《明报》因势利导，把握时机闯出香港，在国际间建立了声誉，同时也办起了多元化的出版业务，包括月刊、周刊、晚报等。

在文革期间，香港新闻界不分左、中、右，都大量报道了有关文革的各种动向。《明报》并不是拨出最多版面报道文革的报章，但《明报》能在众多报章中渐露头角，是依赖对”文革”的独家新闻，和分析精辟、预见大致准确的社评，加上副刊相关文章的配合，新闻版位灵活调度，因此引起了读者的注意。《明报》的销量，也从1965年年底的八万份，跃升至1968年的十二万份。

1967年5月，香港因新蒲岗一间塑胶厂的劳资纠纷，而引发左派人士借此发动群众，要”斗垮斗臭港英政府”。从此，香港发生了许多流血及“波萝”（炸弹）爆炸案。这动乱期间，《明报》因从社评到新闻，以至副刊立场，都在批评左派人士，及认为”反英抗暴”运动有违香港人的利益。香港左派激进派分子也因此对《明报》，及其他立场反左的传媒进行各式更猛烈的攻击。

67年，动荡的香港

1967年8月24日，香港商业电台播音员林彬(林彬真名林少坡,在商业电台任播音员十多年)，由于在”大丈夫日记”、”欲罢不能”节目内猛烈抨击左派分子，对动乱切中时弊，极受市民喜爱。结果林彬在上班途中惨遭左派份子投掷汽油弹攻击，与其堂弟林光海烧死在车内。不到一个星期，被左派分子谑称为”豹狼庸”的金庸的住宅，也收到了炸弹邮包，幸好发现得早，而由警方在查家门口外引爆。当时激进派分子也曾计划到《明报》编辑部捣乱，幸好《明报》早已把编辑部招牌收起来，捣乱分子才遍寻不着。编辑部有些员工甚至削尖了水喉枝，准备与捣乱分子搏斗。除了《明报》，激进派分子还焚烧《天天日报》车辆，掷石击毁《天天日报》门窗，又捣乱承印《明报》的印刷厂，《华侨日报》采访车，剪断丽的呼声电视电线。《南华早报》云咸街地窖机房内，亦被炸弹炸损了部分印刷机器。

1967年7月13日，《明报》社评发表《恐怖世界，人人自危》。到了7月20日,港府颁布紧急条例，严禁口头或文字上造谣惑众，扰乱人心。

被左派暴徒烧死的播音员林彬

1967年8月28日，英文China Mail(《中国邮报》，早期被译为《德臣报》)报道，激进左派拟出了一份六人黑名单，标明这六人将会像林彬般被谋杀。

金庸，就是其中一个目标。

金庸为了避免被暗杀，便南下到了新加坡暂避，报社业务则交由股东沈宝新负责，社论则让胡菊人来顶。其实，金庸当时在新加坡已有业务。1966年中国大陆文革发生后，金庸就很担心中国政府会收回香港。于是早在1967年3月18日，金庸已在南洋与创立“斧标驱风油”的新加坡商人梁润之合组创办了新、马两地的《新明日报》。

《新明日报》创刊酒会上，右一为梁润之，右二为金庸

再往回点说，梁润之于1952年曾因促销自己的斧标驱风油，而创办了《快活报》来为之打广告。《快活报》维持出版了两年后停办。1961年时梁润之又在马来西亚新山出版《新生日报》，并首次向金庸邀稿，因此与武侠小说大师结缘。《新生日报》后来因政治因素停办。1967年金庸南下狮城寻找办报合作伙伴时，又找上了有办报经验的梁氏，结果双方各投资了50万元，共同创办了《新明日报》。梁润之为董事局主席，金庸为副主席，报名“新明”二字各取自梁润之的《新生日报》和金庸的《明报》。

当时《新明日报》的创刊词说:

“……本报为一商业性质报纸，既无任何政治背景，亦无党派关系。在新闻报道方面，将以本国全民利益为前提，促进多元民族间的了解和合作。立场保持超然，立论公允不偏，扬善伐恶，守正不阿，至于促进文化，启发民智，灌输公民常识，鼓吹自由民主，提倡社会福利，乃属报界天职，自当奉为圭臬，永矢不谖。……”

金庸接受香港丽的呼声访问时，也曾谈到《新明日报》的经营方式:

“我在香港经营的《明报》，平均日销九万份，星期日销十二万份，每个月颇有盈余。每个月拨一部分盈余到星马与梁润之先生共同投资经营《新明日报》，相信长期维持，不会有什么问题。(香港)编辑部来了一位总编辑，经理部一位副经理，其余人员都在本地招聘。将来我们在马来西亚联邦出版《新明日报》，公司董事会中有马来西亚的公民。……香港所供给的，只是一部分资金，以及副刊材料，和业务技术而已。”

创刊之初,《新明日报》标榜五大特色:

1. 独家刊登金庸武侠小说，副刊名家汇聚，篇篇杰构

5. 名家主编”马经”，当日下午报道大彩结果

当时《新明日报》出纸六大张，售价一角。出版之后，销量上升，到了1979年，已经日销十万份，成为新加坡的一份大报。随后由于新加坡改变政策，限制外地人士只能持有新加坡公司百分之三的股份数量，金庸遂退出《新明日报》。

金庸在创刊新加坡《新明日报》之后三个月，又在《新明日报》的基础上，发行马来西亚《新明日报》。起初星马两地同用一个文版，新加坡于1965年脱离马来西亚联邦独立后，政策与马来西亚日有距离，于是《新明日报》也分成新加坡《新明日报》和马来西亚《新明日报》。但是副刊、小说的稿件，则香港、新加坡、马来西亚三地共用。后来马来西亚政府同样限制外国人参股量，金庸也因此退出了马来西亚《新明日报》。

其实当初金庸的如意算盘是，万一香港的出版业务因中国局势而出了什岔子，便可移师新加坡再干一番事业。怎料人算不如天算，由于新加坡及马来西亚政治分家，导致《新明日报》亦一分为二，加上新马两地对办报限制多多，使得金庸意兴阑栅，最后将大多数股权出售予当地投资者，重回了香港专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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