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金庸小说中人物的典型性

(一)

文学典型是文学形象的高级形态之一，即典型作为一种文学形象，一种审美形态。它除具有一般文学形象的特征之外，还比一般文学形象更富于艺术魅力，表现出更鲜明的特征性。而文学典型的艺术魅力则是文学作品的诸种审美素质衍生出来的综合美的效应，或者说是文学作品总体审美效果。来自于性格显现的一种生命魅力。这种“生命魅力”，首先在于典型人物的生命所呈现的斑斓色彩，即性格侧面的丰富与多彩，精神世界的丰富。

综观金庸的15部小说，其写得最为成功之处以及吸引读者的地方有三：一是情节的离奇、复杂和变幻莫测；二是离奇的情节与真实鲜明的人物性格的结合；三是其中含有若干人生的哲理和对生活的真知灼见。

依据文学典型美学特征之说，文学典型美学特征“可以是一句话、一个细节、一个场景、一个事件、一个人物等等，高明的作家可以通过特征化把以上各个因素，单独变为传世之作”，并且“特征是生活一个凝聚点，现象和本质在这里相连，个别与一般在这里重合，形与神在这里统一，意与象在这里聚首，情与理在这里交融。作家在创造典型时，只要能准确地捕捉这个‘凝聚点’，加以强化、扩大和生发，就可能成功地塑造出典型来”。

由此推论，金庸作品的三点成功完全归结起来，每一点都可以凝聚生发为典型。这里着重讨论小说中的人物在外在情节与个体精神结合下的典型性。

由上所述及分析可知，金庸小说中的人物典型性所在的原因：一时他们的人格有深厚的人文底蕴贯穿其整个生命活动，具有灵魂的深度；二是作者注入他们身上的为现代理念，对大多数读者来说，作品中的主人公们的所言所思所为不失真，没有隔阂；三是众多人物形象刻画得千姿百态，主要人物决不雷同，各人物性格间旗帜鲜明；四是在一系列人生坎坷中显现人性的魅力与伟大，显示强劲生命力。

(二)

事实上，金庸笔下的人物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是他们极具特色的个性思想、情感、言行。金庸在这里有意或不自觉中溶入了现代人的一系列思想、情感、与意识形态，这便出现一个奇特的读者接受心理：虽然写的是古人，最近的也隔了一百多年（如《书剑恩仇录》），但读者读起来没有心理隔阂，读者感觉他们是真实的，可以与之同声息；即使某些人物行为较为神秘怪诞，但因为作者写作的支点立足于现代思维逻辑，这些都是可以成立的，不受读者排斥，认为这虽是虚构而可以确确实实存在（比如《碧血剑》中，金蛇郎君夏雪宜，此人死后还想着算计他人，若发现他藏身埋骸洞穴之人稍有贪心，未能依照他留简指示先葬其骸骨再开启宝盒，则宝盒中的“金蛇锥”会随之而发射，夺人性命。但从他成长经历来看，这完全可能，是社会的不公、罪恶和仇恨扭曲了他的心性，他纯良的本质被仇恨的毒汁侵蚀和蒙蔽了，他以暴易暴，用不公正对待不公正，用邪恶报复邪恶，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

从作家的写作态度及创作观和个人思想意识来看，金庸所具有的这些心理品质较多地的表现为健全、公正、慈仁、宽大与悯人，在进行人物思想、情感、言行都力图以现代人的社会道德和法律准则为基绳。这样就折射了其创作主体的人格真诚，同时在刻画人物时不断加注其灵魂深度。

比如金庸早期作品《书剑恩仇录》里有这样一个片段：红花会误以为周仲英勾结清廷出卖了文泰来，陈家洛便率一袭帮众直逼“铁丹庄”。这里自然避免不了江湖帮派以强凌弱的处事方式，用现代人的眼光看，又避不了携带“黑社会”的嫌疑。但从以后的作品以及集结的所有作品来看，这种汹滋滋，威咄逼人的做法仅此一处，再也没发生。再比如《神雕侠侣》中的杨过，年少时由于生存处境的恶劣，一丝一毫都离不开靠自己的血和泪去拼力争取，因而使他不自觉养成可一种偏执、轻浮、狡诈的性格。但作者给他以后的生命历程安排了小龙女与郭靖。小龙女的淡泊、娴静，郭靖的宽厚、博仁则无疑是其一帖良方，处处针对其缺陷下药。在他们的熏陶下以及杨过自身十六年的磨砺，他最终成为处事老道、纯熟的“神雕侠”，看他在“万兽山庄”降服十鬼的手法，威德并施，做得四平八稳，滴水不漏，不得不令人佩服。

从这一层讲，金庸作为创作主体本身的心理健全和公正，有效的促使主人公特别是正面人物心智地全面发展。因此，人物与作者形神一致，显示了一种人文主义下的作家人格及思想的真诚。这也就说明为何武侠这种浪漫主义文本吸引读者，绝大成分是由于创作者以现代人的处境予以思索，而且是设身处地的探讨。

(三)

金庸小说中的人物有其极深厚的人文底蕴，“侠、仁、义”是其主人公们所共有的也是统摄整个作品的主旨思想。从创作理念看，金庸小说中明显偏重“侠”而轻“武”，且不说前期的作品主人公们浸染这种精神，封笔之作《鹿鼎记》则很难有“武”可言，去掉“武”的外形，剩余的只是些信仰和精神。书中的几位主角全都为自己的精神存在，并为之奋斗，无论是杨过、郭靖，还是令狐冲及乔峰，他们都有强大的信仰力在支撑。“侠、仁、义”是他们追求的终极目标，并使之贯穿于其生命的全部活动中，统摄整个生命的磨砺经由。

从这一点来说，作为一些典型人物中的典型，他们身上放射的人性光辉时刻折射出某种夺魂摄魄般地强劲震撼力。能使读者从中受到启迪，并自觉接受其思想，感受其人格魅力，并对照自身的污垢，使之不断纯善，趋于白璧无瑕的境地，这是伟大作品以及其典型人物应给予读者的礼品，并使自身传承后世的根本可依之基。

有这些深层次的人文底蕴为依倚，金庸作品中的人物才能使人阅后严肃认真的思考，探究生命的本质及人生的意义，并努力澄清个体行为与社会大体的关连，为以后的生存作铺垫和准备。从此推导，正是由于这种理念的感受，读者于心底才能不可磨灭地对其人物留下深刻的印象，具有灵魂深处不可动摇的地位。比如：杨过与令狐冲那种潇洒风度，追求自由的大度，以及一如前往的气度；郭靖与乔峰天人一般的风彩，和近乎完美的个体行为，“为国为民”的豪情壮志，称得上白璧无暇。或多或少激励人们，引导一代有一代的人群的趋向。这些同时表达了人类对自身存在的深度思索。

(四)

金庸小说中的人物性格、灵魂符合理想，且符合人的成长与发展规律。主要表现如下几方面：不同类的人各有各不同的性格行为思想，且旗帜鲜明；同一类层的人的性格也不尽相同；个人身上既有善的一面也有糟粕的表现，并且前后期表现出来的也大相异径。这几种分类刻画方式，不仅填充了人物的瑰丽色彩避免单一苍白，同时也避免了在不同的作品中人物形象的雷同，并且明显符合人的成长规律，符合社会的分层且可以从不同层的人群中找出原型，丰富性与真实性有源有由。

作为真正意义上的大侠，金庸小说中典型大侠形象择一而选，自有杨过和郭靖，两人都有别具一格的不凡经历和崇高伟大的人格及惊天动地的伟大业绩。但两人于细微中或明显处又不尽同一，郭靖更多地表现为一种承万人生系于一身的“为国为民”的顶天立地的大侠，深有儒家精神，代表了一种占主流的群体性行为；而杨过则更多的表现为人作为一个个体所具有的个人情感，对社会主流带有极大的颠覆与判逆，又于违逆中见现个体精神的伟大。一句话作结则为：郭靖为正，杨过为奇；郭靖中流砥柱，杨过剑走偏锋；郭靖是侠之大者，而杨国是侠之风流。

以此为镜，反过来观看，与侠相反的为各类小人、奸人、枭雄、以及伪君子们。杨康、左冷禅、任我行、岳不群等，不一而举，其行为同样写得入木三分，刻画着力，一目了然。为达个人私欲种种恶行，昭然若揭，令人发指。《连城诀》中知府凌退思为骗取丁典“连城诀”的秘密及为了处其不生而灭之地，竟以亲生女儿为饵，置于棺材中，活活闷死。这一违背人性及人伦亲情的做法自是令人无法忘却，与侠士们的正义行为相比，恶行之深难以丈量。以正衬反，以善映恶的对比效果极其触目惊心。因此，无论是恶人还是真侠士，其形象必然栩栩如生，跃然纸上，令人久久不能忘。

其次，作为大侠之一的杨过，既有古道热肠，与人为善，乐于助人的一面，也有偏执，轻浮，爱占女孩便宜的一面。到达及至，甚至于不明清白之间要杀掉另一侠士郭靖为父报仇，恶念之深由此可见一斑。同样，作为恶人之一的李莫愁却有善心之时，她在夺得小郭襄时表现出了一种母性的关怀，令人刮目相看。用一种认同的理念来表达即为“善未必尽善，恶未必尽恶，善与恶存与心，只在一念之间”而已。是以在我们看开以上两人违主流心性的做法并不失真，反倒获得人们的认同。因为它符合人本身现存的本性，人即是神性与魔性的中和而合一。不仅不损其典型性，而反丰富了其典型人物所应具有的各个性格人生侧面。

作为金庸小说中另一举足轻重的人物——金毛狮王谢逊。其作为典型性则是由极恶变为善的极好例子。看他在冰火岛上因小无忌出世时的一声啼哭，触动了其内心深处残存的父爱，使他人性中善的一面复苏。这一转变由今日心理学角度看，绝对可能，又由于金庸为写这一场景作了很大的造势铺陈，因而表现的极富透彻力度，有极大的震撼力。恶人谢逊从此死去，好人谢逊从此刻诞生。由极恶为极善，前后期的转变是这般明了。恶徒谢逊，其实内心有着最为圣洁的一面，他比其他人更配作一个身负十字架的圣徒。从此刻始，他终于获得内心的平静和解脱，轻松卸下了精神上的沉重的十字架，在慈悲的佛法中找到了生命的寄托和归宿。因此，谢逊表现得十分可爱和亲人，不失为此类人中的典型。

(五)

最重要的一点，金庸在塑造其人物典型时，设身处地的将言论、行为、心理意识变化三位一体，三点中，更显高明的是将心理意识变化写得纯火炉青，为主人公典型性的塑造增色不少。看《笑傲江湖》中一段文字足以证明：

在湖畔悄立片刻，陡然间心头一阵酸楚：“我这身功夫，师傅师娘是无论如何教不出来的了。可是我宁可像从前一样，内力剑法一无足取，却在华山门中逍遥快乐，和小师妹朝夕相见，胜似这般在江湖上孤身一人，做这游魂野鬼。”自觉一生武功从未有如此刻之高，却从未有如此刻这般寂寞凄凉。他天生爱好热闹，喜友好酒，过去数月被困于地牢，孤身一人那是当然之理。此刻身得自由，却仍是孤零零地，独立溪畔，欢喜之情渐消，清风拂体，冷月照影，心中惆怅无限。

因此，从这几方面分析，金庸小说中的人物有极典型的典型性。

参考书目：

童庆炳：《文学理论教程》，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

廖可斌：《金庸小说论争集》，浙江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覃贤茂：《金庸人物排行榜》，农村读物出版社2005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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