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人情物理处读金庸

相对于文史考证，我更钦服严晓星“识小”文字对金庸小说中隐幽人情世故、世道人心之发覆。世间万般书本，说到底都是写人。金庸小说的魅力，固然在于其荷载的深厚文化传统，更在于写透了人性与世情。

欲罢不能地品读完严晓星的《金庸识小录》，我不得不承认，即使读闲书，也确乎是有境界高下的。就像学者胡文辉在序中所说，金庸小说是我们一代人“成长时代共同的青春课程和集体记忆”，但读过也只在纸上江湖快意恩仇一番，很少人像严晓星那样，能够不紧不慢地写出“识小录”这样文史互证的文字来。四十二篇札记，加上所附《金庸年谱简编》，不足十万字，多是对金庸作品的溯源、索隐、发微、指谬，旁征博引，趣味横生；而又不动声色，扎实耐读。这需要“读书心细丝抽茧”的细读，需要这个喧嚣时代稀缺的淡定，还得有“杂食”读书练就的强大“消化能力”。这种读书功夫与境界，胡文辉与萧恒等读书界博雅君子多有揄扬。

相对于文史考证，我更钦服严晓星“识小”文字对金庸小说中隐幽人情世故、世道人心之发覆。世间万般书本，说到底都是写人。金庸小说的魅力，固然在于其荷载的深厚文化传统，更在于写透了人性与世情。严晓星循此而入，知人论世，读书得间，故常能在他人轻忽处盘桓咀嚼，深得三昧。金庸修改《书剑恩仇录》时，将周仲英杀子的情节改为怒中失手；《倚天屠龙记》中宋远桥杀子未遂，《侠客行》中父亲宁可性命不顾，也要“护孽子周全”。在列举上述笔墨后，严晓星引金庸随笔《韦小宝这小家伙！》中所说“大义灭亲这句话只是说说好听的，向来极重视亲情人情的中国人很少真的照做。倒是‘法律不外乎人情’、‘情理法律兼顾’的话说得更加振振有词。说是‘兼顾’，实质是重情不重法”，指出金庸在这一问题的思考，日趋温情，贴近本民族心理特点。1977年金庸反思自己《倚天》一书写到张三丰见张翠山自刎悲痛、谢逊听到张无忌死讯，“书中写得也太肤浅了，真实人生中不是这样的。因为那时候我还不明白”。严晓星敏锐地指出这句“舒缓的蕴涵着深深的体会和失落的话”，实则指1976年10月金庸长子自杀这一伤心之事。“平平淡淡十个字，正是作者心血所系，倘若不知其详，闲闲读过，岂不体会不到作者的大悲之心？”此正是结合“今典”读小说的高明之处。《蝶梦记》一则，则引金庸《中国民间艺术漫谈》中提及故乡流传梁祝故事，并称双飞蝴蝶为梁祝之习俗，解读《书剑恩仇录》、《白马啸西风》、《倚天屠龙记》、《连城诀》等书中多处写到蝴蝶蹀躞，主题皆为哀伤和不幸。这种抓住典型意象的读书法，犹如当年鲁迅以药、酒等把握魏晋风度，大大加深了对小说立意的理解。

人情物理之特殊处，无疑是政治。严晓星不满意当下太多庸碌的传记作者卖力地称呼“金大侠”，而忽视金庸一生以政治融入小说与社论的做法，认为应该抓住金庸的政治情怀这一主线。此可谓的论，超出种种“金学”家言多矣。黄药师其人，离经叛道，至情至性。严晓星剖析这一形象的创作，与1959年金庸与《大公报》左翼阵营冲突而最终离开大有关系，“郭靖还是规规矩矩地向着大侠的未来成长，黄药师却光彩夺目地寄托着他对教条的厌恶与对个性的张扬”。《神雕》、《笑傲》等屡写正邪主题并向“正邪不分”发展，正是60年代金庸不满左翼阵营教条主义而自立门户，坚持独立思考，反对“文革”等心路历程的曲折寄托。因此《天龙八部》中萧峰在聚贤庄中与往日兄弟干杯断义，未免是作者“借聚贤庄中的酒杯，以浇自己胸中的块垒”。作者引金庸与池田大作对话提及幼时读《三国》为蜀亡而流泪这一个体经历，解读《鸳鸯刀》中“仁者无敌”四字，认为金庸所说“仁，一是重视和平，坚守和平；二是重视人民生活，改善经济。为政者以此为出发点，就是成功的政治。这种政治定会赢得人心，胜过穷兵黩武和漠视民生的政治”是理解金庸小说的钥匙与金庸的政治思想的基点。

《笑傲江湖》中令狐冲在洞中“诸人都如失却了理性，没头苍蝇般瞎窜”的混乱群体中，为摆脱死亡威胁，丧失理性，陷于疯狂。《碧血剑》所附《袁崇焕评传》提到民众听信谣言，大骂袁崇焕害人。“合群的动物在遇到危难时，往往会撕杀同类。”严晓星引莫斯科维奇名作《群氓的时代》，分析这种谣言主宰之下群体关系疯狂恶化的混乱情景。再如作者胪列赵俪生引唐文标语、钱锺书引古罗马诗人语，解读《射雕》中郭靖诘问成吉思汗“一人威风赫赫，天下却不知积了多少白骨，流了多少孤儿寡女之泪。……人死之后，葬得地下，占得多少土地？……杀这么多人，流这么多血，占了这么多国土，到头来又有何用？”所谓“一将功成万骨枯”，作者以此发掘出金庸小说反思战争这一文眼。上述读金方法，可以说几近政治伦理学的哲学层面了。不过这种解读，也偶有误记之处。如《保守主义》一则中，严晓星引《天龙八部》中对“新法”的排斥、金庸在《明报》制度化进程中的点滴改良，以及认同邓公“摸着石头过河”的政治理念，认为金有稳健、保守思想。这自然是知人之论。但书中偏多出一笔，说借用时下某些学者对20世纪知识分子的代际分法，金差不多要归入“一二·九”一代，“而这一代的总倾向，恰好是‘文化保守主义’”，此言差矣。1924年出生的金庸，在附录的年谱中“一二·九”之年空白无所记。更重要的是，韦君宜等“一二·九”一代，多专注政治且激进，何尝文化且保守！如果说光芒四射的晚年，也多以其“衰年变法”与反思批判性回归到自由主义之思想原点，而与“文化保守主义”格格不入啊。

现代史上以杂学著称的周作人在《一蒉轩笔记序》里曾说：“文章的标准本来也颇简单，只是要其一有风趣，其二有常识。常识分开来说，不外人情与物理，前者可以说是健全的道德，后者是正确的智识，合起来就可称之曰智慧。”从人情物理处读金庸，严晓星的“识小”，庶几近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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