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良骏：再说雅俗──以金庸为例

金庸不仅是一位武侠小说家，而且是一位报业大王、政论家、企业家、电影导演和剧作家，他可以说是二十世纪中华民族的一大才人。他的十五部、数十巨册的武侠小说，表现了他超卓不凡的才气，也给他带来了巨大的财富和荣耀。然而，文学本身的价值，往往和作家的财富和社会地位成反比。

武侠小说，在中国虽然源远流长，但它的泛滥成灾却是在清末民初。它们和鸳蝴派小说一起，窒息了中国文学的生机，阻碍了中国文学的发展，以致成为“五四”新文学摧枯拉朽的对象。综观被“五四”扫荡的旧武侠小说，其要害在于：

（1）脱离现实生活，不食人间烟火。“武侠世界”是一个迥异于常人的“半仙”世界。侠客们小则武艺高强，飞檐走壁，大则腾云驾雾，来去无踪。如果他们都是孙悟空，纯粹“神仙”，倒也无碍，可惜他们又都是肉眼凡胎的凡人。这样一种根本不存在的虚拟的怪物，完全破坏了中国文学的优良传统（包括古代武侠小说的优良传统），使中国文学从现实人生的描绘转到了虚幻世界的编造。

（2）伪造矛盾冲突，以争强斗狠、打打杀杀为能。武侠小说必设不同门派，互不服气或素有嫌隙，于是伺机报仇，血染江湖。而冤冤相结，没完没了，杀来杀去，毫无意义。这些作品渲染的是仇杀，是凶狠，是对善良人性的鞭笞。有些武侠小说写的是友人反目，恩变成仇，发展下去也就成了门派之争。

（3）古代武侠小说原有的行侠仗义，除暴安良，“替天行道”，变成了跟定一个高官，镇压、剿除绿林好汉，甘作朝廷的走卒和鹰犬，这便是某些武侠小说和“公案小说”的合流。

（4）“千部一腔，千人一面”，陈陈相因，辗转传抄，成了公式化、概念化、模式化的渊薮，成了描绘社会生活、刻划人物形象的严肃的文学作品的可怕杀手。中国小说堕落到旧武侠和鸳蝴派可说是走到了穷途末路。“五四”新文化运动对它们的摧枯拉朽，正是中国文学的起死回生。

（5）小说语言的陈词滥调、粗鄙陋劣也到了令人无法容忍的地步。

但是，一场“五四”文学革命不可能扫荡所有的污泥浊水，“五四”之后，鸳蝴派和旧武侠都卷土重来了。旧武侠虽然十分粗俗，但它们情节生动，故事性很强，作为茶余饭后的消遣品，还是有纯文学的不及之处。而对那些粗识几个大字的城市劳动者，它们更是重要的“精神食粮”。因此，各家报纸争相刊载武侠小说，这当然也就刺激了武侠小说的重新走俏。连曾受鲁迅栽培的新小说家宫竹心，为了生计，也用笔名宫白羽写出了《十二金钱镖》等武侠小说，更不要说《蜀山剑侠传》、《青城十九侠》的作者李寿民（还珠楼主）以及郑证因、王度庐、朱贞木等人了。但是，毕竟是死灰复燃和回光返照，旧武侠到还珠楼主、宫白羽等人，毕竟已成强弩之末。

金庸的武侠小说的出现，既是旧武侠小说的脱胎换骨，也开辟了武侠小说的一个新时代。和祖国大陆不同的是，在台港澳地区，武侠小说从未被查禁，照常出版、发行。但是，上述旧武侠小说毕竟不太适应新时代的读者需求，毕竟不能不改革变化、弃旧图新了。金庸、梁羽生正是适应这一要求的武侠小说改革家。按照梁氏的说法，他本人属“名士派”，而金庸则是“洋才子”。在梁羽生的作品中，古诗词的韵味十足，而金庸作品从整体构思到人物塑造到语言运用，都力图创新求变，都努力吸收了“五四”新文学乃至世界优秀文学的营养。金庸武侠小说有别于旧武侠小说之处，主要表现在这样一些方面：

（1）学识渊博，气势雄伟，结构宏大，才华横溢，像《射雕英雄传》三部曲等，不愧为宏篇巨制。

（2）忠奸分明，善恶昭彰，凡正面武侠英雄，无不忧国忧民，侠肝义胆，英勇无畏，豪气干云，让人敬佩莫名。金庸尤擅长将他的武侠故事置于大的历史巨变之中（如《射雕英雄传》三部曲之于宋、金、元，《碧血剑》之于明末清初等），从而大大增强了小说的历史感，也给人物以广阔的活动天地，使忠奸、善恶、爱国卖国之别得到了更充分的展示。

（3）努力打破小说人物的概念化、类型化，努力使主要人物有独特性格，独特血肉，像郭靖、黄蓉、杨过、小龙女、韦小宝等人物的塑造，便都可看出作家的这种努力。

（4）在整体构思上，得益于中国古典小说的伏笔和照应，很注意“草蛇灰线，伏脉千里”；但在细节描写上，又努力学习新小说的表现手法，注意细腻、逼真、个性化。综上所述，金庸便大大提高了武侠小说的品位和档次。有学者认为金庸“悄悄地发动了一场文学革命”，虽然言过其实，但仅就武侠小说而言，也并非毫无道理。

然而，十分遗憾的是，金庸本领再大，仍然跳不出如来佛的手心，武侠小说这种陈旧、落后的小说模式本身，极大程度地限制了金庸文学才能的发挥，使他的小说仍然无法全部摆脱旧武侠小说的痼疾，仍然无法不留下许多粗俗、低劣的败笔。概括言之，也表现在这样一些方面：

（1）总体构思的概念化、模式化、公式化。比如《射雕英雄传》三部曲，先设下东邪、西毒、南皇、北丐、中神通五大派系，再衍生他们的恩怨情仇。五大派系的矛盾不是现实社会客观存在的矛盾，而出于作家自己的杜撰。这一杜撰和那些旧武侠小说如出一辙，未见高明。武侠小说这种“旧瓶”能否装“新酒”，是很值得怀疑的。以金庸之才识，去进行全新的纯文艺创作，未尝不可以成为中国的巴尔扎克和托尔斯泰，然而，他套上武侠小说的枷锁，发挥得再超常，也只能做“带着枷锁的跳舞”了。

（2）仍然是脱离现实生活，仍然是不食人间烟火，仍然是天马行空，云山雾罩。由于金庸想象力之丰富，以及充分利用了现代的科技文明，其小说在不食人间烟火方面可以说超过了古往今来的一切武侠小说。这也就成了金庸小说的另一大“死症”。有人说：金庸是浪漫主义。可惜，他“浪漫”得太不彻底，何不去写一部《西游记》似的新的神话小说？完全天兵天将，鬼怪妖魔，一个跟头八千里，岂不快哉！有人说：金庸是魔幻现实主义。可惜，“魔幻”则有之，“现实主义”则未必。即使有一点现实的内容，一注入虚无缥缈的“魔瓶”中，“血”立刻便化为“水”了。

（3）仍然是刀光剑影，打打杀杀，血流成河，惨不忍睹。武侠小说到金庸手下，不可能杜绝“厮杀”；一陷入“厮杀”，仍然必须是那些旧招数。像《倚天屠龙记》，写来写去四大本，百余万言，无非是为了争夺“屠龙刀”和“倚天剑”，值得吗？真实吗？新鲜吗？高明吗？要说这是金庸才华的浪费，难道过分吗？

（4）将武侠置于历史背景之上，也有以假乱真的副作用。比如郭靖跟随成吉思汗西征成为一个方面军司令而屡立奇功，比如郭靖、黄蓉、杨过等为主角的抗元“襄阳保卫战”，便都是地地道道的无中生有。这样吹嘘武侠在现实征战中的作用，难道不是对历史的歪曲吗？难道其副作用不是超过了“正作用”吗？小说是容许虚构的，但金庸这样亦真亦假、虚构交织信史的写法是不能被认可的。其实，金庸完全可以丢掉武侠小说的拐杖，去写真正的、严肃的历史小说，其价值要高出现在这样的“四不像”不知多少万倍！

（5）拉杂，啰嗦，重复，特别那些武打，尽管花样翻新，兵刃奇特，地点转换（甚至到海上，到北极），但给人的感觉仍然是万变不离其宗的老一套，大可不必打来打去，没完没了。这里，触及了一个要害问题：金庸是靠武侠小说发家致富的，正因为有了他的武侠小说，他才敢于创办《明报》；他的《明报》的畅销不衰，主要也是依赖他的武侠小说撑门面。武侠小说写得越长，《明报》的寿命越长，金庸的财源越广。他怎么可能注意精炼？注意删节？避免重复？不客气地说，有些作品简直是有意重复，有意拖长。按照严格的纯文学创作，这是绝不可以的；即使小学生的作文，也是不允许的。这个简单的道理，难道金庸不懂吗？不是不懂，而是他不能不重复，不能不拖沓。这是金庸的聪明处，也正是金庸小说的悲哀处：为了财富，金庸只好“背叛”才华了！

（6）旧武侠小说固有的打斗、血腥、杀人、拉帮结派等毛病，社会影响是很坏的。不幸的是，金庸的武侠小说也同样有这样不良的社会影响。这一点，虽然为一些金庸研究家讳莫如深，但我们却必须严正指出。不应该要求文学作品成为生活教科书，但有理由要求文学作品注意社会效果、社会影响。不客气地说，像武侠小说这种陈腐、落后的文艺形式，是早该退出新的文学历史舞台了！

近年来，一些学者对金庸武侠小说说了过多的溢美之词，其社会效果同样是不好的。这些学者对金庸过于“仰视”，角度欠妥。正确的金庸研究必须转换角度。作为一代才人，金庸先生是让人敬重的；但作为武侠小说家，金庸先生是令人惋惜的。武侠小说为金庸先生带来了财富和荣誉；但武侠小说的低档次、低品位毕竟是金庸先生的致命伤。畅销书未必有高品位，金庸先生的武侠小说正是这样的畅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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