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识小录》：真正能流传下去的武侠小说只有金庸

内容简介：

作者酷爱乱读书，尤好金庸小说，阅读中随手考掘故实，索隐发微，出入于文学、历史、风俗、博物、西学之间，虽以短小的札记体裁写出，但能免于陈言，而富于趣味性与知识性。论者以为其价值实远在坊间所谓“金学”论著之上。本书的大部分篇章十年前即已在网上流传，以其令人耳目一新的写法，拥有众多的读者和良好的口碑，一时模仿者甚众。这是作者加以增订后的首次结集出版。

书中所附4万字的《金庸年谱简编》，系在作者自撰的30万字的《金庸年谱长编》基础上缩写而成，是迄今最为详实的金庸生平系年。

作者简介：

严晓星，江苏南通人，现从事报纸副刊编辑工作。著有《近世古琴逸话》、《梅庵琴人传》、《条畅小集》、《金庸识小录》、《七弦古意：古琴历史与文献丛考》（将出版），编有《人书俱老》、《和而不同》、《孙子二十讲》、《大家国学·金克木卷》、《高罗佩事辑》、《民国古琴随笔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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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侠小说分两种：一种是金庸写的，一种是其他。

这句在“金迷”间流传的话，第一次看到时，正是初中课堂偷阅金庸的时期。我反复把这话挂在嘴上，语气中的不屑、偏激、清高，几乎是想对没收我书的物理班主任表达一种深深的遗憾，也是对只看痞子蔡的同学们发自内心的怒其不争。当时有人问我，金庸好看在哪里？我能复制的最妙评述，就是照搬某种评论，金庸小说文辞简朴，开头平淡无奇，越往下读，却深不可测，云云。

我迷恋《笑傲江湖》中那种谁都阻止不了的逍遥自在，极度推崇令狐冲这样天性纯洁，在不在江湖都能做自己的上等人；崇拜《天龙八部》中尝尽亲情、爱情、家国大义磨难仍愿意做一个无愧于心的好人的萧峰；为“神雕大侠”杨过亦正亦邪的真性情、大胸襟而心折；对娶了七个老婆官封鹿鼎公的韦小宝爱恨交集，还有无尽的羡慕，和羡慕过后的惭愧。这四部是我个人认定能读一辈子的金庸代表。从第一次读到现在，我始终认为这些人物出现在非纯文学的武侠小说中，本身就是中国人的大幸！最低的阅读门槛，却能让读者获得最高的阅读收获，这就是福音！

中学时期，我所能反复游说别人读金庸的理由，就是它拥有高超的故事和伟大的人物。但这对无法接受武侠模式的人，也只能是穿耳即过的传销而已。

大学闲极无聊，又找不到什么能反复读的书，重捧金庸，再搜罗更多金庸散文、杂文。得知金庸书房挂了一副他极喜爱的受赠于百剑堂主的对联：偏多热血偏多骨，不悔情真不悔痴。反复品味，醉倒之余，觉得只这句话，就足以将我们这代情怀稀薄的人和前辈那些有所爱有所恨的中国人划分得泾渭分明。我们是没有挂这副对联于书房的气质和品德了，一来热血太少骨头太软，二来太多青年的书房，缺少能流传给下一代的好书。

对金庸小说和金庸的阅读、思考，没想到能在读到《金庸识小录》后又入桃花源。这本小书深厚的学识、细致的考证、独到的见解，值得所有金迷收藏，特别是于我这种后知后觉的，刚从金庸文本转入金庸学问的小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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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小录》迷人的地方，在于它证明了金庸小说为什么能够流传给中国后人。这本书里有很多属于学术论证的文字，尽管对人文类学者更有益，对金迷来说，同样是鞭策和营养。诸如《明教·明朝》对明教与大明王朝历史的联系，《倚天屠龙记》中金庸对明教之精准，让人开眼。《喜心翻倒》一篇，能够将《书剑恩仇录》第68页说周仲英“老夫妇晚年得子，自是喜心翻倒”，以及《鹿鼎记》中康熙乍闻顺治在世也用到“喜心翻倒”，挖掘出出处。这些篇章让不懂学术的人，看到了作者身上难得的传统涵养。

除了古朴的学术范儿，我个人最大的收获，是跟着作者对金庸文本的细读、深读，惊喜不断。例如《作为耶稣的洪七公》一篇，让我对从前的感性阅读，有所反思。文中就《神雕侠侣》中著名的一段做出解读，当被一灯大师、周伯通、瑛姑、黄蓉等人困住的裘千仞怒问“哪一位生平没杀过人、没犯过恶行的，就请上来动手”，众人纷纷心中有愧之际，洪七公顶天立地回应：“老叫化一生杀过二百三十一人，这二百三十一人个个都是恶徒，若非贪官污吏、土豪恶霸，就是大奸巨恶、负义薄幸之辈。老叫化贪饮贪食，可是生平从来没杀过一个好人。裘千仞，你就是第二百三十二人！”从前每读至这段，都觉得洪七公简直是江湖中的蓝莲花，至纯至刚，美得那么神圣。不过作者在此引了圣经《新约·约翰福音》那个著名的故事，即耶稣对着要求用石头砸死妓女的信徒们问：“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打她”。最后唯一留在妓女身边的，只有无罪万能的耶稣。作者觉得大义凛然自认从没杀错过一个好人的洪七公，就如终极审判者耶稣一样。在小说世界中，所有读者都只会拜倒于洪七公的绝对正确之下。但作者设问，如果洪七公是一个政治人物，自认为是正义的化身，杀的人百分之百该杀，一定会造成悲剧。

这样的解读，一点都不多余，也毫不生硬。因为金庸的小说，武侠、爱情只是第一层境界，历史、人文、政治才是“极乐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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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庸的14部武侠小说，都是在青年到中年这段时期创作而成。这段时期的金庸，先是香港左派阵营人士，供职过《大公报》，再因为无法接受激进的左派暴动，告别左派成为一个独立思考的知识分子，创了《明报》，连载武侠小说的同时，也写监督政治、经济的社评。

在《笑傲江湖》、《鹿鼎记》两书中，影射时局的文字可谓妙不可言，又是那么用心良苦，鞭笞入骨。这两本书中的恐怖势力“日月神教”、“神龙教”，是从政者的明镜，亦是老百姓的血泪。

《射雕英雄传》、《神雕侠侣》、《倚天屠龙记》、《侠客行》、《连城诀》、《碧血剑》中，都有极多表现对坚持自己人生路线的侠客的推崇，被欲望侵蚀从而玩弄权术、无限放大邪恶面的枭雄、小人，也刻画得足以遗臭万年。这一点，是金庸小说何以“雅俗共赏”的一大原因。

作为一个报业人士、文学家，金庸在创作武侠小说时融入当时的心境、环境，对他个人是必然的，对后世读者，则是微妙的偶然。金庸的人生观，从他早期、晚期作品风格的不同，可以清晰地成为他的人生注脚，也是研究近代中国史的珍贵材料。

《聚贤庄中的酒杯》，写的是我当年看得热血沸腾的“萧峰聚贤庄断义群雄”一章。被曾经的同道知交以民族大义的意识形态逼到极点的萧峰，爆发出契丹人的兽性傲气，他每杀死一个人，少年时期的我都大声叫好。但作者知道，曾经被左派叫成“豺狼镛”的金庸，经历过被列入暗杀名单的恐怖，也经历过被各方人士批判、被舆论伤害。“断义”一章，是他当年被左派阵营围攻之后选择独立思考的写照。

在《因为那时候我还不明白》中，写了1976年金庸爱子查传侠自杀的不幸回忆。金老在《倚天屠龙记》后记中对描写张三丰痛失张翠山时的悲痛之所以不够真实的解释，他用了淡淡一句“因为那时候我还不明白”。写这句话的五个月前，他失去了儿子。对于不知道这段往事的金庸读者，想必能更深地体悟小说中的悲情，以及金庸本人的隐忍、坚强。

除了这些文本内的发现，作者旁征博引运用到的关于金庸的书籍，都成了我了解“金学”的珍品。特别是金庸与日本学者池田大作的对谈录《探求一个世纪的灿烂》，在这两位虔诚佛教徒、文人的睿智对谈中，我找到了金庸小说为什么至今仍可阅读的原因。

这个原因，可用池田大作对金庸的原话说明：

我与汤恩比博士对谈时，刚好报章正大大地报道某国的首脑阶层会谈的记事。汤恩比博士严肃地跟我说，那些政治层面的说话只不过是短暂的东西，而我们二人真实的对话，才是能留于后世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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